社會企業是一個很好的概念，把過念企業家賺取盈利用作慈善的方向，改為企業家直接運用自身能力為受助人創造市場機會。可是由始至終反對政府透過提供資金和政策偏袒支持社會企業，因為這樣不單與社會企業「自負盈虧、持續營運」的概念背道而馳，更加會使逐租叢生，反而打擊真正有心的企業家和具創意的社會企業。
"民主黨主席何俊仁透露，除會研究政府相關撥款資助計劃外，亦打算由黨撥出數十萬元的種子基金，作為營運社企的經費，希望幫到有需要的人。他透露，社企可交給落選區議會的黨員或有心從政的黨員經營，社企結合社區的工作方式，讓他們全職做地區工作。
……
他認為，如果籌辦社企，可令社企結合社區工作，除了讓他們有份職業及收入，亦可全職做地區工作。"
全文在此。
如此說來，社企幫助的有需要的人，恐怕就是落選政客，也難怪有人對於減少僱員再培訓局的收入來源如此惶恐。
2008年12月15日 星期一
的士車租與租值
近日由短加長減引致的士罷駛的事件，使的士市場再成焦點，其中不少關於的士車租。的士市場受到牌照限制，牌照年期不限、自由轉讓，因此同時亦是投資產品。交通咨詢委員會年中發表的《的士營運檢討報告》提到香港的士市場七成租車司機，反映七成牌照持有人只作其包租公。
牌照持有人與司機分離，的士牌照租金(牌照一般連同車輛出租而簡稱車租)、牌價由是而生。由於供應受到限制，的士市場產生租值(economic rent)，發牌之初，政府透過拍賣收取折現的租值，其後則由車租反映。假如政府決定收回牌照，自行出租，哪麼下一個問題便是如何分配牌照。要是透過拍賣、價高者得，這樣車租不變，只是從牌照持有人口袋轉至政府(當然，政府出資收回牌照，則只是左手交右手而已)。要是換上其他方式分配，租值成為無主孤魂，原則上租值會在分配過程中消散。
故事未完。香港的士市場除有牌照限制以外，車資同樣由政府限制。過高的車資產生的租值，可以給壟斷牌照的供應者以車租收取、也可以在的士等客、提供折扣時消散或轉移。如此情況下，即使沒有牌照限制和車租，租值只會於競爭之中消散。
對於的士的高車租究竟來自過少供應還是過高車資，未敢定論。只是政府牌照限制與車資限制使的士市場產生租值，衍生車租。不除牌照限制(當然，這個涉及道路交通問題)與車資限制，而只除車租，相信無助改善的士市場問題和司機生計。
牌照持有人與司機分離，的士牌照租金(牌照一般連同車輛出租而簡稱車租)、牌價由是而生。由於供應受到限制，的士市場產生租值(economic rent)，發牌之初，政府透過拍賣收取折現的租值，其後則由車租反映。假如政府決定收回牌照，自行出租，哪麼下一個問題便是如何分配牌照。要是透過拍賣、價高者得，這樣車租不變，只是從牌照持有人口袋轉至政府(當然，政府出資收回牌照，則只是左手交右手而已)。要是換上其他方式分配，租值成為無主孤魂，原則上租值會在分配過程中消散。
故事未完。香港的士市場除有牌照限制以外，車資同樣由政府限制。過高的車資產生的租值，可以給壟斷牌照的供應者以車租收取、也可以在的士等客、提供折扣時消散或轉移。如此情況下，即使沒有牌照限制和車租，租值只會於競爭之中消散。
對於的士的高車租究竟來自過少供應還是過高車資，未敢定論。只是政府牌照限制與車資限制使的士市場產生租值，衍生車租。不除牌照限制(當然，這個涉及道路交通問題)與車資限制，而只除車租，相信無助改善的士市場問題和司機生計。
2008年12月4日 星期四
Bad jobs at bad wages are better than no jobs at all
"當那些肚滿腸肥的資本家從全球化中獲利的時候，其實最大受惠者正是第三世界的工人。"(While fatcat capitalists might benefit from globalization, the biggest beneficiaries are, yes, Third World workers.)
"硬要開發中國家接受我們(美國)的勞動標準，頂多只創造出一群享有特殊利益的勞工貴族，無法改善廣大窮人的處境。"(At best, forc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adhere to our labor standards would create a privileged labor aristocracy, leaving the poor majority no better off.)
"這些以以提供美好工作為目標、實際上卻讓工作機會消失的政策，或許可以安撫我們的良心，但反而對那些聲稱受惠的人不利。"(A policy of good jobs in principle, but no jobs in practice might assuage our consciences, but it is no favour to its alleged beneficiaries.)
以上是克魯曼(Paul Krugman)對於全球化的想法(見In Praise of Cheap Labor:Bad Jobs at Bad Wages Are Better than No Jobs at All)，要是把議題轉為最低工資，第三世界工人換成缺少工作經驗、年老體弱或現時收取最低工資以下的工作，實在並無不可。
改革開放之初，曾有資本家剝削勞工之論，某領導人曾經表示，對於廣大陷於貧困的中國人民而言，有剝削勝於連被剝削的機會都沒有(見張家敏的《建國以來1949-1997》)，可謂與克魯曼不謀而合。
順帶一提，克魯曼固然支持財富再分配和強調政府監管市場、調控經濟的能力，但這些有事無事把克魯曼掛在嘴邊的「評論人」(或「文化人」﹖)，還是應該首先老老實實的讀書，才決定克魯曼是不是他們這杯茶。
"硬要開發中國家接受我們(美國)的勞動標準，頂多只創造出一群享有特殊利益的勞工貴族，無法改善廣大窮人的處境。"(At best, forc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adhere to our labor standards would create a privileged labor aristocracy, leaving the poor majority no better off.)
"這些以以提供美好工作為目標、實際上卻讓工作機會消失的政策，或許可以安撫我們的良心，但反而對那些聲稱受惠的人不利。"(A policy of good jobs in principle, but no jobs in practice might assuage our consciences, but it is no favour to its alleged beneficiaries.)
以上是克魯曼(Paul Krugman)對於全球化的想法(見In Praise of Cheap Labor:Bad Jobs at Bad Wages Are Better than No Jobs at All)，要是把議題轉為最低工資，第三世界工人換成缺少工作經驗、年老體弱或現時收取最低工資以下的工作，實在並無不可。
改革開放之初，曾有資本家剝削勞工之論，某領導人曾經表示，對於廣大陷於貧困的中國人民而言，有剝削勝於連被剝削的機會都沒有(見張家敏的《建國以來1949-1997》)，可謂與克魯曼不謀而合。
順帶一提，克魯曼固然支持財富再分配和強調政府監管市場、調控經濟的能力，但這些有事無事把克魯曼掛在嘴邊的「評論人」(或「文化人」﹖)，還是應該首先老老實實的讀書，才決定克魯曼是不是他們這杯茶。
運輸署剃消委會眼眉﹖
新界的士罷駛，堵塞機場的士站及北大嶼山公路。運輸署副署長葉麗清出席電台節目時指，相信今次堵塞事件的導火線，是運輸署安排在機場的士站派發的士新收費表，顯示市區的士長途車程收費較新界的士便宜。她承認署方忽略了新界的士司機的感受，並為此致歉。
現時消費者委員會日夜格價，經常高調暗示超市貴人一等，又豈有顧及超市感受﹖超市不乘勢罷市、遊行，以求消委會一聲道歉，更待何時﹖
現時消費者委員會日夜格價，經常高調暗示超市貴人一等，又豈有顧及超市感受﹖超市不乘勢罷市、遊行，以求消委會一聲道歉，更待何時﹖
2008年11月28日 星期五
甚麼﹖租務管制﹖
公民黨湯家驊最近在《星島日報》提到：
"自從特區政府於○三年廢除租務管制後，深水埗的牀位拜「自由市場」所賜，月租已高達一千元，另加水費、電費、按金等，令不少貧困人士望牀興歎。"
假如湯大狀說低下階層無可居之處，因而希望增加興建公屋或派發租金津貼，這樣湯大狀不過有著杜甫的「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悲天憫人情懷。湯大狀卻反而舉出租務管制大旗，難道大狀不知當年租務管制帶來的不是低廉租金，而是低廉的房屋供應不足﹖要是香港租務管制時日久遠，記憶漸舊，也可看看內地汽油價格管制之下，究竟是何景況。
小人之心，湯家驊或只因職業關係而對價格管制有特殊偏好。要是湯大狀由衷相信租務管制能夠幫助低下階層，則難道大狀是經濟盲乎﹖
"自從特區政府於○三年廢除租務管制後，深水埗的牀位拜「自由市場」所賜，月租已高達一千元，另加水費、電費、按金等，令不少貧困人士望牀興歎。"
假如湯大狀說低下階層無可居之處，因而希望增加興建公屋或派發租金津貼，這樣湯大狀不過有著杜甫的「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悲天憫人情懷。湯大狀卻反而舉出租務管制大旗，難道大狀不知當年租務管制帶來的不是低廉租金，而是低廉的房屋供應不足﹖要是香港租務管制時日久遠，記憶漸舊，也可看看內地汽油價格管制之下，究竟是何景況。
小人之心，湯家驊或只因職業關係而對價格管制有特殊偏好。要是湯大狀由衷相信租務管制能夠幫助低下階層，則難道大狀是經濟盲乎﹖
2008年11月26日 星期三
《理性與感性》的事實與偏見—論智利經濟改革
梁文道在十一月六日《明報》的《理性與感性》一文中，提及智利的經濟改革。論經濟制度的優劣，難以如自然科學般在實驗室驗證，因此歷史經驗特別重要；正如中國的承包制、分產到戶等經濟改革措施，為研究產權轉變提供了寶貴的實證。可是梁文只以嘲諷「芝加哥男孩」為樂(這個沒有問題)，斷章取義地論述智利的經濟改革(這個卻事關重大)。
梁文提到：
"這讓我想起1970年代初智利獨裁者皮諾切特發動血腥政變上台之後的故事。他起用了一群號稱「芝加哥男孩」的經濟學家，大力實行新自由主義的教條﹕私有化國企、放鬆金融監管、開放外資、降低補貼，當然還要大力削減政府開支。那群學者向他表示經濟的自然規律會發現它自己的平衡，通貨膨脹將迅速降低。兩年之後，智利的通貨膨脹卻達到了375％，幾乎是當年左翼執政時的兩倍。
……到了1982年，智利不只負債纍纍，通膨居高不下，失業率更衝到了30％(是左翼總統阿言德在位時的10倍)。如果智利當時沒有陷入更深的危境，那是因為皮諾切特的改革還不夠完全，沒聽佛利民和他弟子們的建議，將國營銅礦公司「克德可」(Codelco)私有化；這家公司為智利提供了85％的外匯儲備。
一直要到了1988年，佛利民訪問之後的13年，「芝加哥男孩」終於被甩到一邊之後，智利的經濟才總算穩定下來。"
梁文提到的數字大都正確，只是未有智利的經濟改革作出一個縱橫陳述。在智利推行經濟改革之前，屬於人民團結聯盟(Unidad Popular)的阿言德(Salvador Allende）於1970至1973年間執政，大力推行國有化、價格管制、提高關稅等措施。期間國家控制的企業接近500家，佔整個經濟產出的40%。在政府措施的刺激之下，經濟於初期確有不錯成果；經濟增長於71年達到8%，失業率則下降至約4%。可是，國有化帶來的高增長和低失業，很快便轉為政府和經濟的沉重負擔，政府財政赤字於73年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25%，而濫增貨幣供應以彌補財赤的做法亦使通脹高達500%。同一時間，智利經濟陷入衰退，國際儲備於幾年間流失超過80%，僅可支持不足一個月的入口所需。
隨後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發動軍事政變實施獨裁統治，同時推行經濟改革，包括進行私有化、取消價管補貼、降低關稅。私有化和嚴控政府開支使政府財政赤字大幅改善，兩年後回復財政盈餘。政府收支回復平衡，通脹亦得以隨之回落，最後在70年代末大致控制在30%左右；梁文所指改革初期通脹高達375%、及為1972年的2倍雖是事實，但未知(或未有提及)阿言德執政後期的通脹完全失控、超過500%。
當然，改革的確並非一帆風順。由於石油危機，全球經濟增長於74和75年大幅放緩，美國更加陷入衰退，智利同樣不能獨善其身。其後智利政府於79年實施與美元掛勾的固定匯率，因為所定滙率偏高引致貿易赤字持續惡化，最終在外資停止流入的情況下出現金融危機。另外，改革頭十年的失業率大致維持在雙位數字，的確難以和阿言德執政時期相比；可是不要忘記，阿言德執政時期的低失業率，是以嚴重財赤和濫發鈔票支持，根本不能長久維持。
隨著智利政府於85年容許貨幣貶值，出口因而大幅增長，智利經濟進入較為穩定增長的時期。其後即使皮諾切特於89年結束獨裁統治、艾爾文(Patricio Aylwin)當選總統，智利仍然繼續推行減低關稅等開放市場措施。其中發展並非簡單如梁文所言：「芝加哥男孩」終於被甩到一邊之後，智利的經濟才總算穩定下來。
只要研究過智利的經濟改革，便會瞭解智利的經濟改革、開放市場措施並非直線而行，期間或進或退，而改革期間實行的政策亦或有錯誤。經濟制度固有得失，惟應以擺事實、講道理方式討論，若然論者妄顧歷史的緃橫發展、只是因人廢言，對於討論只會有害無益。
梁文提到：
"這讓我想起1970年代初智利獨裁者皮諾切特發動血腥政變上台之後的故事。他起用了一群號稱「芝加哥男孩」的經濟學家，大力實行新自由主義的教條﹕私有化國企、放鬆金融監管、開放外資、降低補貼，當然還要大力削減政府開支。那群學者向他表示經濟的自然規律會發現它自己的平衡，通貨膨脹將迅速降低。兩年之後，智利的通貨膨脹卻達到了375％，幾乎是當年左翼執政時的兩倍。
……到了1982年，智利不只負債纍纍，通膨居高不下，失業率更衝到了30％(是左翼總統阿言德在位時的10倍)。如果智利當時沒有陷入更深的危境，那是因為皮諾切特的改革還不夠完全，沒聽佛利民和他弟子們的建議，將國營銅礦公司「克德可」(Codelco)私有化；這家公司為智利提供了85％的外匯儲備。
一直要到了1988年，佛利民訪問之後的13年，「芝加哥男孩」終於被甩到一邊之後，智利的經濟才總算穩定下來。"
梁文提到的數字大都正確，只是未有智利的經濟改革作出一個縱橫陳述。在智利推行經濟改革之前，屬於人民團結聯盟(Unidad Popular)的阿言德(Salvador Allende）於1970至1973年間執政，大力推行國有化、價格管制、提高關稅等措施。期間國家控制的企業接近500家，佔整個經濟產出的40%。在政府措施的刺激之下，經濟於初期確有不錯成果；經濟增長於71年達到8%，失業率則下降至約4%。可是，國有化帶來的高增長和低失業，很快便轉為政府和經濟的沉重負擔，政府財政赤字於73年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25%，而濫增貨幣供應以彌補財赤的做法亦使通脹高達500%。同一時間，智利經濟陷入衰退，國際儲備於幾年間流失超過80%，僅可支持不足一個月的入口所需。
隨後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發動軍事政變實施獨裁統治，同時推行經濟改革，包括進行私有化、取消價管補貼、降低關稅。私有化和嚴控政府開支使政府財政赤字大幅改善，兩年後回復財政盈餘。政府收支回復平衡，通脹亦得以隨之回落，最後在70年代末大致控制在30%左右；梁文所指改革初期通脹高達375%、及為1972年的2倍雖是事實，但未知(或未有提及)阿言德執政後期的通脹完全失控、超過500%。
當然，改革的確並非一帆風順。由於石油危機，全球經濟增長於74和75年大幅放緩，美國更加陷入衰退，智利同樣不能獨善其身。其後智利政府於79年實施與美元掛勾的固定匯率，因為所定滙率偏高引致貿易赤字持續惡化，最終在外資停止流入的情況下出現金融危機。另外，改革頭十年的失業率大致維持在雙位數字，的確難以和阿言德執政時期相比；可是不要忘記，阿言德執政時期的低失業率，是以嚴重財赤和濫發鈔票支持，根本不能長久維持。
隨著智利政府於85年容許貨幣貶值，出口因而大幅增長，智利經濟進入較為穩定增長的時期。其後即使皮諾切特於89年結束獨裁統治、艾爾文(Patricio Aylwin)當選總統，智利仍然繼續推行減低關稅等開放市場措施。其中發展並非簡單如梁文所言：「芝加哥男孩」終於被甩到一邊之後，智利的經濟才總算穩定下來。
只要研究過智利的經濟改革，便會瞭解智利的經濟改革、開放市場措施並非直線而行，期間或進或退，而改革期間實行的政策亦或有錯誤。經濟制度固有得失，惟應以擺事實、講道理方式討論，若然論者妄顧歷史的緃橫發展、只是因人廢言，對於討論只會有害無益。
2008年11月14日 星期五
布殊說次按
行將卸任的美國總統布殊，日前圍繞現時金融市場和世界經濟作了一次演講，難得的精采；未知是否人之將離(職)，其言也善，正如現時樂得逍遙的馬時享前局長。蕭滿章兄找了幾處重點，而我最為留意的是這一段：
"History has shown that the greater threat to economic prosperity is not too little government involvement in the market, it is too much government involvement in the market. (Applause.) We saw this in the case of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Because these firms were chartered by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many believed they were backed by the full faith and credit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Investors put huge amounts of money into Fannie and Freddie, which they used to build up irresponsibly large portfolios of 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 And when the housing market declined, these securities, of course, plummeted in value. It took a taxpayer-funded rescue to keep Fannie and Freddie from collapsing in a way that would have devastated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And there is a clear lesson: Our aim should not be more government -- it should be smarter government."
而我，只想略加補充：
"If we are not sure whether we can have a smarter government, it is better to have a smaller goverment"
"History has shown that the greater threat to economic prosperity is not too little government involvement in the market, it is too much government involvement in the market. (Applause.) We saw this in the case of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Because these firms were chartered by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many believed they were backed by the full faith and credit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Investors put huge amounts of money into Fannie and Freddie, which they used to build up irresponsibly large portfolios of 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 And when the housing market declined, these securities, of course, plummeted in value. It took a taxpayer-funded rescue to keep Fannie and Freddie from collapsing in a way that would have devastated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And there is a clear lesson: Our aim should not be more government -- it should be smarter government."
而我，只想略加補充：
"If we are not sure whether we can have a smarter government, it is better to have a smaller gove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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