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外效益」等如政府干預﹖

財政預算發表在即，特首曾蔭權在施政報告提及的酒店專用地，落實的消息甚囂塵上。所謂酒店專用地，即是在政府勾地表上提供只可用作興建酒店的土地；現時興建酒店需要使用商業用地，但由於興建商業大廈及商場的價值較高，故發展商少有興建酒店，反而富麗華、尖沙咀凱悅、麗嘉等酒店紛紛拆卸重建為商廈商場。正因如此，政府便計劃提供酒店專用地「鋤強扶弱」。

其實商廈商場價值較高，反映的是其需求相對酒店為高，於是價格引導有限的土地源用於需求較高的商廈商場；如此情況，跟蘋果批、蘋果汁和鮮果沙律的價格分配蘋果作不同用途無異。因此，土地用於興建商廈商場價而非酒店，本來就是市場調節的結果，根本毋須政府干預。相反，政府直接干預資源分配，利用酒店專用地補貼新建酒店的房租，反而影響現存酒店的收入、增加現存酒店改建商廈商場的吸引力，恐怕只會人為加速酒店業的「破舊立新」。

當然，政府跟利益團體會能為干預提出更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提供酒店專用土地有助降低酒店房間成本、鼓勵旅客到港，從而「振興百業」。簡單來說，就是低廉酒店房租可為社會帶來「界外效益」(positive externality)，所以政府能夠明目張膽補貼酒店業。「界外效益」的問題，其實市場不是無法處理，就像零售業作為旅遊業的最大得益者，組成基金補貼房租或自行提供便宜的酒店房間並無不可，只是誰得益、得益多少的訊息費用高昂，此舉固然只屬天方夜譚，政府「更正」市場失效的建議因此而來。支持政府干預者忽略的卻是，政府同樣面對訊息費用，低廉酒店房租對社會帶來「界外效益」難以量化，政府以市民稅款補貼酒店業是否物有所值根本無從得知。

何況，若說低廉酒店房租增加到港旅客，隨客而來的消費會為相關行業帶來「界外效益」；難道容許市場自行決定土地用途，增加商廈以降低辦公室租金，不是也能吸引外資來港，從而帶來增加就業、周邊行業業務機會的「界外效益」﹖不知政府又如何肯定低廉酒店房租帶來的「界外效益」較低廉辦公室租金為大﹖

事實上，交易成本的存在，使世上各行各業、一人一事或多或少也對社會帶來一點「界外效應」。只是當含糊的「界外效益」逐漸成為政府干預、推行行業傾斜政策的擋箭牌，庇護著不少如急須注資救亡的迪士尼、剛被審計署狠批的旅遊發展局等機構時，實在應該反思政府處理所謂「界外效益」的成本效益。交易成本可使市場出現失效，但是政府處理問題也不是毫無成本(旅發局員工固然支薪，由此而來的審計署監察也不是免費午餐)。正因如此，在大部分情況下，市場失效了，但我們還是選擇市場安排。

刊於2月26日蘋果日報論壇版

減稅猛於虎﹖

看電視新聞，才知道啤酒入口商要求政府在預算案中不要減稅，差點錯過如此有趣的個案。評論說啤酒入口商不要減稅是因為不希望減價，正確卻稍欠解釋。

以經濟解釋，即使入口量增加未必引致入口價上升，但處理更多入口啤酒需要行政成本，所以供應曲線還是向上。政府減稅，入口商原本價量齊升(雖然市價下降，但減稅前的售價包括政府稅收)，利潤沒有不升之理。

可是，民粹主義者要求減稅必須全數回饋市民(當然，入口商也可能作過愚蠢的承諾)，惟入口商的供應曲線不為市場所見，所謂全數回饋於是只能以減價前的價格為根據，變相成為一個水平的價格限制，入口商毫無得益；若加上可能隨減稅而來的政治壓力，甚至是民粹主義者質疑入口商在減稅後不增加入口量的可能，就不難理解入口商何以視減稅猛於虎。

其實減稅本是雙贏之局，消費者的得益在於加大消費者剩餘(consumer surplus)，而非減稅是否完全反映在價格上。可是，原本雙贏之局經過民粹主義者的想當然，卻變成了一拍兩散之局。

社企與不公平競爭

張仁良教授在信報以「鼓勵私人企業參與社企發展」為題 撰文，當中提到：

「有人會認為，有些社企是政府資助的企業，在競爭中通常會處於更有利的地位。筆者並不贊同這種觀點。如上所述，社企要實現兩個目標，而一般企業則僅以盈利為目的，因此，一般企業更傾向於投資具有高回報的項目（例如年利潤率超百分之十五的項目），社企為了實現社會目標，可能僅投資於盈虧持平的項目，而投資這些項目主要是為了達到社會目標，例如創造就業機會等。因此，社企的存在並不必然損害市場的公平競爭。」

即使「一般企業」與社企投資於回報不同的項目，並不代表她們便互不競爭；假設社企為增加最多就業機會，設立一間全人手、不用器材輔助的清潔公司，盈虧僅能持平，這不等於這間公司不會與「機械化」、回報高的「一般清潔公司」競爭。

社企與「一般企業」競爭是必然的，而為社企提供不按市場規則、業務風險釐定利息的資金，社企在政府資助下對「一般企業」帶來不公平競爭也是肯定的。

其實企業無恆利(profit is windfall)，所謂盈利不過是資本家資金和企業家能力的回報，社企正由兩者放棄部分或全部收入回饋社會而成。政府資助在市場無法籌措資金的社企，無非是把公帑「回饋」社會，如此社企也不過是福利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