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的公平競爭法﹖

歌手為其合約糾紛卻聘海外資深大狀助陣，被法官所拒。電台主持求教於公民黨余若微，聘用海外律師的限制是否應該取消，以開放市場使市民得享價廉物美的法律服務。余若微以為萬萬不可，認為有礙培訓有關人士。

公民黨諸君無不大聲疾呼要求制定公平競爭法，每論競爭大門打開的超市又無不咬牙切齒，惟及自身利益之事，卻能瞼不紅、耳不赤的以巧言令色維護。人性自利，把公平競爭托之於一小撮專家，何以信乎﹖

捆綁銷售損害甚麼人﹖

旅行社規定團友購買指定保險，消委會指為捆綁銷售，嚴加批評。捆綁銷售的謬誤，在於不明白產品或服務性質上就是不同投入的捆綁，而捆綁的程度往往是消費者的喜好與業界競爭的結果：這是為甚麼早餐捆綁了雞扒、火腿跟飲品而不捆綁甜品、亦是為甚麼新樓一般捆綁了雪櫃、洗衣機而不捆綁電腦、電視和燈飾。

即使根據消委會推崇備至的公平競爭法，捆綁者須有市場支配地位才會構成反競爭行為。可是，旅遊市場的競爭固然劇烈，幾間捆綁保險的旅行社也不見得是行內龍頭。消委會的論據恐怕就是捆綁銷售等於損害消費者選擇權這般單純直觀的想法，不過要是把消費者選擇權解釋為消費者可以對特定的供應者要求任何特定的產品服務的話，確是過猶不及。

這種捆綁銷售損害甚麼人﹖這才是真正答案：

香港保險業總工會直斥做法(旅行社捆綁銷售旅遊保險)有問題，促請保險業監理處規管旅遊保險，應交由領有保險業牌照並受過培訓的保險從業員負責，保障消費者及業界利益。

保險業總工會關心消費者還是業界利益﹖恐怕不言而喻。

緊急救護服務召喚分級制的隱憂

政府建議把緊急救護服務召喚分為三級，按照緊急情況調整目標召達時間，以減少濫用情況。

分級制把非危急(第三級)召喚的時間，由現在的十二分鐘加長至二十分鐘，目的是增加濫用者的時間成本。濫用緊急救護服務召喚的動機主要來自緊急召喚與其他交通工具的價格差異，增加的時間夠長，時間成本就能消除金錢上的差異，使濫用者放棄使緊急召喚。情況就如公營的門診醫療服務一樣。

問題在於，對於本身情況就是非危急的市民來說，八分鐘的時間成本相信不能消除價格上的差異。相反，因為分級的需要，諸如燙傷、擦傷等輕微情況卻被明確的納入緊急召喚的服務範圍。既然緊急召喚明確把非危急情況納入服務範圍，濫用之說便無從說來。

增加使用服務的成本不足，未能減少濫用者之餘，更有可能使其增加，這就是李維特(Steven. D. Levitt)在其《蘋果橘子經濟學》(Freakonomics)提到的一個現象。過往教育市民不要濫用緊急召喚的重點，就是濫用可能延遲其他危急傷者得到緊急召喚的時間，使濫用者付上沉重的道德代價。分級制下，既然非危急情況的召達時間已經推遲，市民就很可能有召喚制度已讓危急傷者先行、己先讓出資源給危急傷者的想法，從而增加在非危急情況下使用緊急召喚。

巴士防盜的反證

最近報章廣泛報導，網上流傳一名青年揸大膽巴士的片段。記憶之中，從早幾年開始，巴士被偷駕的事便經常發生。巴士司機組織認為事件是少數司機大意留下車匙所引起，不過其實多年前的巴士根本沒有車匙這回事，只須按掣便可開動。由此可見，巴士公司沒有多在意旗下巴士的防盜。

之前的單車故事，說不明顯的產權訊息引致防盜成為一項重要的產權證明。反過來說，巴士公司輕視防盜的需要，反映的就是巴士的產權訊息非常明顯。這個不單是法律上或文件上的產權界定非常清晰，更加是巴士本身顯示的產權訊息非常清楚，加上巴士體積龐大難以收藏所致。

或許這就解釋了為甚麼單車的防盜成本佔單車價值往往高達十分之一，私家車則只佔數個百分比，數百萬一輛的巴士反而接近不設防盜。不過，行為隨局限而轉，當偷駕巴士出現之時，巴士公司便從按掣開動加多一重車匙的防盜。假如將來偷駕巴士出現嚴重意外或政府現時明確一旦出現意外巴士公司需要負上疏忽刑責，巴士公司肯定會大大加強巴士的防盜。

答克魯明

美國的醫療制度面臨改革，總統奧巴馬早前提出的其中一項改革，是由政府成立公營醫療保險計劃，透過競爭監督私人保險。當被問及私人保險公司會否因而被迫出市場，奧巴馬表示既然私人公司聲稱市場提供合理產品，又何以會被公營保險淘汰﹖

克魯明對此大表贊同。

克魯明是個時有獨到見解的經濟學家，有時卻錯得出奇。即使市場處於完美的競爭狀況，產品價格已經相等於機會成本，政府的公營服務仍然可以輕易把民營公司擠出市場，因為政府可以不理機會成本、透過稅項提供補貼，又或利用政策偏袒公營服務。而以承擔風險為生的業務，更可只以政府二字，便能造成或真或假的債務擔保，從而以跟承擔風險不相稱的成本取得資金，而這種資金成本的優勢便足以把民營公司擠出市場。只是他朝出現有如今日房利美、房貸美之事，「 優勢」便要納稅人「對現」。

《解讀中國經濟》

出色的經濟學者，往往都是找緊一兩個經濟學的原則分析問題，張五常教授就說過他其實來來去去都是用這一招。林毅夫的《解讀中國經濟》講解經濟發展，他的中心思想也就是最基本的經濟邏輯—比較優勢。

除此以來，書內往往都會對於一些現象提出新的見解，印象較深的有兩個。

農業合作化的生產效率低下，通常都是理解為勞動激勵不足加上規模過大引致監察成本上升的結果。林毅夫卻指出一個事實，就是農業合作社的規模在推行的三十年間，曾經由小轉大、再由大轉小，可是生產效率最差的情況卻並非發生於合作社規模最大的時候，而是當合作社由大轉小的時候。如此一來，激勵不足和監察成本仍然可以是減低效率的一個因素，不過明顯還有因素影響效率在此期間的轉變。林毅夫的意見是，激勵制度的影響可以大大減少—只要容許參與者有權退出合作社，因為退出權利能夠使勤勞者有效威脅意欲偷懶的人(理論上，由於回報均分，所有生產力高於平均的人都會退出，直至生產力最差的一人、一群留下)。合作社最初原來是入社自願、退社自由，直至一九五八卻被取消，林毅夫認為這是其後合作社效率下滑的主要因素。

第二個關於工業革命後的大分流。工業革命以前，各地的人均收入或生活水平都是停滯在一個水平。原因在於技術改進往往引致人口增長，最終技術改進的得益被人口增長所抵銷，有時甚至因為人口過份增長而使生活水平下降，這是所謂馬爾薩斯陷阱(Malthusian Trap)。工業革命的貢獻，也就在於把技術持續急速改進，從而超越人口增長的速度，擺脫馬爾薩斯陷阱。

林毅夫提出的說法卻是，關鍵並不在於技術改進的速度，而是技術改進的環節。工業革命以前(又或工業革命以後的中國)，技術改進的環節主要集中於農業，技術改進帶來的是農產品的增加。結果，因為農產品主要是必需品，需要彈性較低，人們難以從增加該產品的消費來改善生活(即使農產品如何豐裕，人們也不能以一日十餐來改善生活)，因而使其相對價格下跌。於是，農產品增加的唯一出路就人口增長。相反，工業革命帶來的技術改進應用在工業，人們能夠選擇直接增加工業產品的消費來改善生活，擺脫只能靠生兒育女來消耗技術改進帶來的剩餘。

英中何以反對微調方案﹖

幾十所學校聯署反對教學語言微調方案，其中大部份是中中，不過幾間傳統英中也在其中，應作何解﹖

過去的母語教學政策，一刀切以學校為單位分為中中、英中，取得英中資格的學校數目約為百多間。現在的微調方案，跟過去一樣以學生能力限制所能接受的教學語言，只是將分割單位由學校改為班別。間接的效果是把擁有英語教學的學校數目增加至二百多間。

英語班的數目較英中和中中的二分法提供更多訊息。現在的英中，無疑仍會較其他學校開辦最多英語班，新訊息不會為其帶來甚麼好處。相反，現在的中中會因微調方案而為家長學生提供更多資訊，細化分級。這樣就如將過去甲等與合格的二分法，變成將合格一級再分為乙、丙、丁。

假如訊息成本不菲，過去家長只能以合格級別的平均表現—即丙等作為合格級別的參考。現在細分之下，丁等的人肯定不會開心而乙等的人則會得益。甲等的人呢﹖本身的訊息沒有受到影響，卻因為乙等的出現，使相對優勢減低。

由此可見，學校對於微調方案的反應注定是分歧的。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使用資訊的用家可以得益。

《佃農理論》的貢獻

早前參加張五常教授的《佃農理論》四十週年研討會，不少講者大談《佃農理論》的貢獻。慚愧的是，我接觸的《佃農理論》只是在張教授的英語論文選(Economic Explanation, Selected Papers of Steven N. S. Cheung)之中，僅為《佃農理論》部分章節。近日細讀《佃農理論》全文，雖未完成，但認為該文最大貢獻乃在思考方法之上。

對於佃農分成缺乏效率之說，源自抽稅之分析，由於分成有如政府抽稅，必然引致生產要素投入不足。這種理論在數理上無懈可擊，容易造成思想盲點，不過張教授卻指出其要害：

“Third, with a tax, the government is not contracting to maximize wealth. In other words, the tax-equivalent analysis fails to offer any explicit treatment of the terms in a share contract which the participating parties must mutually agree to abide by when the contract is formed.”

既然佃農分成安排需要雙方同意，假如安排確實缺乏效率、影響一方收入，又何能長久存在﹖
當然，其後找出土地面積、分成率等合約中的關鍵變項，從而在理論上證明分成與其他合約安排具相同效率，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不過，這種以邏輯推論引領思考方向的示範，我認為是對於後世最大的貢獻。

現時的經濟研究，太過熱衷於「發現」現象(特別是「失效」現象)，在數理模型中推得無懈可擊，往往卻未能對現象因何出現、因何長存提出合理解釋，這的確是一個遺憾。

冒牌史密斯﹖

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副教授趙耀華給翻生的阿當‧史密斯(Adam Smith)做了個獨家專訪，內裡提及自由貿易：

斯密回答道：「這個問題你們的教科書沒有教嗎？我的觀點叫絕對優勢理論，如果一個國家的生產力超過貿易對手的時候，即具有絕對優勢的時候，對外實行自由貿易就對它有好處。我所處的時代，英國的製造業已經或者正在取得世界領先地位，這正是鼓吹對外實行自由貿易的時候！」

要是史密斯先生泉下沒有偷懶，他應該會叫記者去問問李嘉圖(David Ricardo)和他提出的相對優勢，才能明白自由貿易的基本理論，斷無重提已遭取代的絕對優勢論之理。

文中又有提及自由市場：

「我所理解的資本主義，是由無數小生產者和地主紳士階級所構成的資本主義，那裏沒有大公司，沒有大財團，資本家更非當權者。在這個國度，市場只佔社會關係的一小部分，此時讓人們自己照顧好自己，那就是最合適不過的安排；我在《國富論》中用了self love 這個詞，而不是self interest 或者 selfishness就是這個意思。這種基於自利的市場與利他主義的倫理觀並無衝突。但是，一間銀行倒閉可以動搖整個國家經濟，一個CEO可以拿幾百萬美元 的分手費，這樣的市場既非我所鼓吹的自由市場，事實上也不配稱為自由市場……」

吊詭的是，要是資本家當權(或官商勾結)，固無真正的市場運作，然而此時提倡由資本家當權的政府來進行干預，豈非送羊入虎口、自為魚肉﹖市場不行、政府不可，社會運作如何是好﹖以史密斯先生思想之嚴謹，並無不明問題源於官商勾結的道理。

由是觀之，這個史密斯先生莫非真是冒牌﹖

社企政治化

社會企業是一個很好的概念，把過念企業家賺取盈利用作慈善的方向，改為企業家直接運用自身能力為受助人創造市場機會。可是由始至終反對政府透過提供資金和政策偏袒支持社會企業，因為這樣不單與社會企業「自負盈虧、持續營運」的概念背道而馳，更加會使逐租叢生，反而打擊真正有心的企業家和具創意的社會企業。

"民主黨主席何俊仁透露，除會研究政府相關撥款資助計劃外，亦打算由黨撥出數十萬元的種子基金，作為營運社企的經費，希望幫到有需要的人。他透露，社企可交給落選區議會的黨員或有心從政的黨員經營，社企結合社區的工作方式，讓他們全職做地區工作。

……

他認為，如果籌辦社企，可令社企結合社區工作，除了讓他們有份職業及收入，亦可全職做地區工作。"

全文在此。

如此說來，社企幫助的有需要的人，恐怕就是落選政客，也難怪有人對於減少僱員再培訓局的收入來源如此惶恐。

的士車租與租值

近日由短加長減引致的士罷駛的事件，使的士市場再成焦點，其中不少關於的士車租。的士市場受到牌照限制，牌照年期不限、自由轉讓，因此同時亦是投資產品。交通咨詢委員會年中發表的《的士營運檢討報告》提到香港的士市場七成租車司機，反映七成牌照持有人只作其包租公。

牌照持有人與司機分離，的士牌照租金(牌照一般連同車輛出租而簡稱車租)、牌價由是而生。由於供應受到限制，的士市場產生租值(economic rent)，發牌之初，政府透過拍賣收取折現的租值，其後則由車租反映。假如政府決定收回牌照，自行出租，哪麼下一個問題便是如何分配牌照。要是透過拍賣、價高者得，這樣車租不變，只是從牌照持有人口袋轉至政府(當然，政府出資收回牌照，則只是左手交右手而已)。要是換上其他方式分配，租值成為無主孤魂，原則上租值會在分配過程中消散。

故事未完。香港的士市場除有牌照限制以外，車資同樣由政府限制。過高的車資產生的租值，可以給壟斷牌照的供應者以車租收取、也可以在的士等客、提供折扣時消散或轉移。如此情況下，即使沒有牌照限制和車租，租值只會於競爭之中消散。

對於的士的高車租究竟來自過少供應還是過高車資，未敢定論。只是政府牌照限制與車資限制使的士市場產生租值，衍生車租。不除牌照限制(當然，這個涉及道路交通問題)與車資限制，而只除車租，相信無助改善的士市場問題和司機生計。

《理性與感性》的事實與偏見—論智利經濟改革

梁文道在十一月六日《明報》的《理性與感性》一文中，提及智利的經濟改革。論經濟制度的優劣，難以如自然科學般在實驗室驗證，因此歷史經驗特別重要；正如中國的承包制、分產到戶等經濟改革措施，為研究產權轉變提供了寶貴的實證。可是梁文只以嘲諷「芝加哥男孩」為樂(這個沒有問題)，斷章取義地論述智利的經濟改革(這個卻事關重大)。

梁文提到：

"這讓我想起1970年代初智利獨裁者皮諾切特發動血腥政變上台之後的故事。他起用了一群號稱「芝加哥男孩」的經濟學家，大力實行新自由主義的教條﹕私有化國企、放鬆金融監管、開放外資、降低補貼，當然還要大力削減政府開支。那群學者向他表示經濟的自然規律會發現它自己的平衡，通貨膨脹將迅速降低。兩年之後，智利的通貨膨脹卻達到了375％，幾乎是當年左翼執政時的兩倍。

……到了1982年，智利不只負債纍纍，通膨居高不下，失業率更衝到了30％(是左翼總統阿言德在位時的10倍)。如果智利當時沒有陷入更深的危境，那是因為皮諾切特的改革還不夠完全，沒聽佛利民和他弟子們的建議，將國營銅礦公司「克德可」(Codelco)私有化；這家公司為智利提供了85％的外匯儲備。

一直要到了1988年，佛利民訪問之後的13年，「芝加哥男孩」終於被甩到一邊之後，智利的經濟才總算穩定下來。"

梁文提到的數字大都正確，只是未有智利的經濟改革作出一個縱橫陳述。在智利推行經濟改革之前，屬於人民團結聯盟(Unidad Popular)的阿言德(Salvador Allende）於1970至1973年間執政，大力推行國有化、價格管制、提高關稅等措施。期間國家控制的企業接近500家，佔整個經濟產出的40%。在政府措施的刺激之下，經濟於初期確有不錯成果；經濟增長於71年達到8%，失業率則下降至約4%。可是，國有化帶來的高增長和低失業，很快便轉為政府和經濟的沉重負擔，政府財政赤字於73年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25%，而濫增貨幣供應以彌補財赤的做法亦使通脹高達500%。同一時間，智利經濟陷入衰退，國際儲備於幾年間流失超過80%，僅可支持不足一個月的入口所需。

隨後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發動軍事政變實施獨裁統治，同時推行經濟改革，包括進行私有化、取消價管補貼、降低關稅。私有化和嚴控政府開支使政府財政赤字大幅改善，兩年後回復財政盈餘。政府收支回復平衡，通脹亦得以隨之回落，最後在70年代末大致控制在30%左右；梁文所指改革初期通脹高達375%、及為1972年的2倍雖是事實，但未知(或未有提及)阿言德執政後期的通脹完全失控、超過500%。

當然，改革的確並非一帆風順。由於石油危機，全球經濟增長於74和75年大幅放緩，美國更加陷入衰退，智利同樣不能獨善其身。其後智利政府於79年實施與美元掛勾的固定匯率，因為所定滙率偏高引致貿易赤字持續惡化，最終在外資停止流入的情況下出現金融危機。另外，改革頭十年的失業率大致維持在雙位數字，的確難以和阿言德執政時期相比；可是不要忘記，阿言德執政時期的低失業率，是以嚴重財赤和濫發鈔票支持，根本不能長久維持。

隨著智利政府於85年容許貨幣貶值，出口因而大幅增長，智利經濟進入較為穩定增長的時期。其後即使皮諾切特於89年結束獨裁統治、艾爾文(Patricio Aylwin)當選總統，智利仍然繼續推行減低關稅等開放市場措施。其中發展並非簡單如梁文所言：「芝加哥男孩」終於被甩到一邊之後，智利的經濟才總算穩定下來。

只要研究過智利的經濟改革，便會瞭解智利的經濟改革、開放市場措施並非直線而行，期間或進或退，而改革期間實行的政策亦或有錯誤。經濟制度固有得失，惟應以擺事實、講道理方式討論，若然論者妄顧歷史的緃橫發展、只是因人廢言，對於討論只會有害無益。

布殊說次按

行將卸任的美國總統布殊，日前圍繞現時金融市場和世界經濟作了一次演講，難得的精采；未知是否人之將離(職)，其言也善，正如現時樂得逍遙的馬時享前局長。蕭滿章兄找了幾處重點，而我最為留意的是這一段：

"History has shown that the greater threat to economic prosperity is not too little government involvement in the market, it is too much government involvement in the market. (Applause.) We saw this in the case of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Because these firms were chartered by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many believed they were backed by the full faith and credit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Investors put huge amounts of money into Fannie and Freddie, which they used to build up irresponsibly large portfolios of 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 And when the housing market declined, these securities, of course, plummeted in value. It took a taxpayer-funded rescue to keep Fannie and Freddie from collapsing in a way that would have devastated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And there is a clear lesson: Our aim should not be more government -- it should be smarter government."

而我，只想略加補充：

"If we are not sure whether we can have a smarter government, it is better to have a smaller goverment"

讀許寶強以知民粹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許寶強，最近於《明報》發表《告別「新自由主義」民粹》一文。閱畢此文，卻真有知民粹為何物之效。

文章開首以"屬於新凱恩斯學派，並公開批評佛利民（Milton Friedman）主張自由放任的通俗書寫有違學者誠信的克魯明（Paul Krugman），則獲諾貝爾獎的青睞"，以證"自20世紀80年代以降無遠弗屆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教條，將不可避免地繼承其前身在20世紀30年代大衰退之後的命運，再一次步入黃昏"。不知道這個甚麼「新自由主義」教條會否步入黃昏，諾貝爾獎亦經常被人指為政治服務，但是至少在表面上，諾貝爾獎是以表揚學術成就、而非學者個人的甚麼主義；其中佛利民主要是以其貨幣理論、克魯明則以其貿易研究而獲獎。把諾貝爾獎變成對得獎者所有想法的全盤認同，恐怕不當。

然後許寶強借《新自由主義簡史》(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的作者哈維之口，表示"當「新自由主義」的放任教條對列根或是戴卓爾夫人政府或英美的大企業不利時，它們絕對不會死守教義。因此，表面上高舉自由市場的政府，往往會推行一些與此相反的政策，例如在金融危機時不斷以納稅人的金錢「補鑊」，包括1987年美國政府花1,500億美元挽救當時的信貸危機，以及在1997/98年以35億美元為長期資本管理結帳，以至最近數以萬億美元計的全球救市"。對於政治不甚了解，但完全可以想像政客做事只以自身利益，正如香港的自由黨亦無非一個利益集團，本質與社民連無甚分別，只是代表的利益不同，這亦正是政府過分介入市場的危險。相反，真正支持市場主導經濟活動的人，其實由始至終對於以公帑挽救金融機構大為保留(即如Cato Institute)。順帶一提，當年長期資本是由紐約聯儲銀行協調，私人金融機構出資挽救，並非以公帑結帳。

再來許寶強指一些主張，即如"全民保險「很易爆煲」"只是"訴諸情緒"，明顯是無視台灣的全民健康保險幾度面臨破產、各地全民退休保障陷入財困的事實。許寶強可以提出論據或觀點反駁，但只將之說成訴諸情緒則恐怕真的有點"訴諸情緒"。

如是者，把即如能夠大幅降低電訊費用的「去規管化」冠以"強調劫貧濟富"是不佑所云；不知領匯能夠逆市加租涉及以往房會低租金洐生的嚴重「租上租」情況，而簡單把「私有化」後的加租視作壟斷能力，則是只知其末而不知其本。

民粹者，漠視世情複雜而簡化解決方法，當中無分主義。避免民粹，首重擺事實、講道理，若以許文論點告別"「新自由主義」民粹"，豈非以民粹代民粹﹖

關於不同制度的競爭

無線電視播出《變革三十年》，審視自鄧小平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變化。以史為鏡，可知興衰，尤其在這人心思變之時。

節目首集以四代中國人的故事，說出人們對不同制度的觀感。其中開放後的一代提到，市場經濟無疑給予人們選擇的權力，但同時加重了人們的競爭壓力。這個想法，應該不只是少數人的感受。市場經濟，一事一物均從競爭而來。物品價高者得，化成消費者的金錢壓力；僱主要求多多，化成求職者的進修壓力。然而，競爭源於物稀，這個共產主義並無解決。

細想之下，共產主義以階級分配物資，因此物品好、職位好，攀關係、走後門的情況習以為常，競爭恐怕同樣劇烈。只是攀關係、走後門這些競爭，不易隨便宣之於口。相反，市場經濟把競爭規則、行為公開和表面化。或許如此，才有市場經濟增加競爭壓力的感受。

政府管制下無經濟周期﹖

金融海嘯以降，不少論者以「自由市場」為禍首，認為缺乏政府干預的市場必以危機為終。事實上，近年的亞洲金融風暴、科網泡沫，以至最近的金融海嘯，確實不脫泡沫、爆破(boom and burst)本色。直至現時為止，市場主導的經濟模式與經濟周期的循環起伏並存，證明這種經濟制度無法撫平經濟周期。問題在於，世上是否存在一種能夠使經濟免於起伏的制度﹖

Robert Skidelsky於《華盛頓郵報》及趙耀華教授於《明報》的評論有如下見解：

"凱恩斯提倡的學說認為政府應彈性調節稅收及公共開支，以遏抑通脹及阻止生產力下降。在1950至1975年期間這套政策行之有效，發達國家年經濟增長穩定地維持於3.2%，沒有泡沫循環，通脹溫和，企業管理人也沒有拿天文數字薪酬福利。接着鼓吹解放市場、撤去監管的全球化支持者奪過世界經濟的主導地位，結果1920年代的泡沫循環又再出現。"

—《凱恩斯預視了什麼》，Robert Skidelsky，全文在此。

"在1945年到1971年全球金融還沒有自由化這段時期，發展中國家沒有出現過銀行危機，雖然出現過16次貨幣危機和一次「雙重危機」（即銀行危機和貨幣危機同時發生）；在1973年到1997年，卻總共出現了17次銀行危機、57次貨幣危機和21次雙重危機。"

— 《反思市場原教旨主義》，趙耀華，全文在此。

言則，在政府管制或凱恩斯主義時期，世上本無事，經濟既無泡沬、也無危機，四平八穩地增長。可是，凱恩斯主義後來卻又被"撤去監管的全球化支持者奪過世界經濟的主導地位"，是何道理﹖

擺事實、講道理。根據美國的實質經濟增長率，按照Robert Skidelsky所述年期劃分，「凱恩斯時期」(1950至1975年)與「市場主導時期」(1976年至2007年)的平均增長年率分別為3.8%和3.1%，而兩者的增長波幅則分別為2.8%和1.8%。當然，不能因而得出「市場主導時期」的經濟增長穩定性尤勝「凱恩斯時期」，這個需要進一步的分析(即如structural break test)才能得知。無論如何，「凱恩斯時期」似乎並非如Robert Skidelsky所言的"沒有泡沫循環"。

再進一步，以penn world table為本，無論以原有的188個國家資料、還是只以有齊全資料的67個國家分析；以Robert Skidelsky的1975年、還是趙耀華教授的1971年作界，同樣無法得出「凱恩斯時期」或是「金融管制時期」的經濟穩定性較強的結論。

趙耀華教授以「危機」的發生頻率論制度之優劣，也未免流於偏面。要是銀行全為國營(管制之極端也)，以公帑無條件支持銀行，銀行表面固然鮮有危機；若然一國禁止資金自由進出、貨幣自由兌換，貨幣亦自無危機可言。然而，此等即如實行價格管制，可見的金錢價格無法變動，自無通脹可言。可是，禁絕表徵，問題無非於其他經濟環節反映。

面對經濟周期，「市場」確實無能為力，其中甚至或有失效。只是市場失效、政府也會失效，而政府集中失效較之於市場分散失效，結果恐怕猶有過之。選擇制度，非以無劣、而以劣少，別無他法(there is no alternative)耳。

香港次按之始﹖

工業總會名譽主席兼前自由黨立法會議員梁君彥表示，「銀行對中小企缺乏信心，收緊借貸，期望政府向銀行施壓，開放信貸」。

銀行在此風高浪急之時，重新檢視貸款組合、或有收緊風險較高者的借貸，正常不過。梁主席要求政府迫使銀行放寬信貸，莫非想效當年美國推行「社區再投資法」(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 ），強使銀行為不合資格者提供按揭，炮製次按之香港版本﹖

包底與全保

早前雷曼迷債爆煲，曾有政府包底、足本賠償迷債主之論，政府旋即表示納稅人不會接受以稅金彌補投資虧損。不出數天，政府卻宣布以外匯基金為所有存戶提供百分百保障。匯豐大額存款三個月定期利率不足一厘，東亞則高達三厘，存於匯豐或東亞無非衡量風險回報的投資決定。是故政府以公帑提供全保，跟以公帑為投資包底何異﹖

全保一出，東亞人龍再現定必不遠，卻是存款而非提款。政府因何厚東亞存戶而輕雷曼迷債主﹖

後記(十月十七日)：
以為全保一出、東亞受惠，實在「很傻很天真」—因為市場找來了息率更高的財務公司。全保問題何在﹖未敢越俎代庖，就由任總說好了。

輕鬆論教育

輕鬆風趣，但是對於教育制度發展的不同看法，或許指出了根本原因。

請看這裡。

中國經濟制度的題外話

對於張五常教授的《中國的經濟制度》，仍在反覆沉思。思考方向主要有兩點，其一是相較於早已以資產界定權利的國家，地區競爭制度為甚麼在權利結構從以等級轉為以資產界定時特別重要。其二是地區競爭制度在創造中國經濟奇蹟的同時，是否同時存在阻礙中國經濟發展的特性。

上述兩者未有結論，不妨先分享近日閱讀中國近代史所得。

包產到戶作為中國經濟改革的開始，卻原來並非由政府倡議。七八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央仍然指出不許包產到戶，但同年部分地區的災情，卻迫使部分地方的農民及幹部，自行「發明」了包產到戶的制度。

地區競爭制度有賴中央下放權力。這種安排最早見於五八年，中央把國企、計劃經濟管理、基建審批等權力下放地方。只是中國此後屢生政治風波，不時反左反右，於是地方權力收收放放，未能貫徹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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