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16日 星期二

《解讀中國經濟》

出色的經濟學者,往往都是找緊一兩個經濟學的原則分析問題,張五常教授就說過他其實來來去去都是用這一招。林毅夫的《解讀中國經濟》講解經濟發展,他的中心思想也就是最基本的經濟邏輯—比較優勢。

除此以來,書內往往都會對於一些現象提出新的見解,印象較深的有兩個。

農業合作化的生產效率低下,通常都是理解為勞動激勵不足加上規模過大引致監察成本上升的結果。林毅夫卻指出一個事實,就是農業合作社的規模在推行的三十年間,曾經由小轉大、再由大轉小,可是生產效率最差的情況卻並非發生於合作社規模最大的時候,而是當合作社由大轉小的時候。如此一來,激勵不足和監察成本仍然可以是減低效率的一個因素,不過明顯還有因素影響效率在此期間的轉變。林毅夫的意見是,激勵制度的影響可以大大減少—只要容許參與者有權退出合作社,因為退出權利能夠使勤勞者有效威脅意欲偷懶的人(理論上,由於回報均分,所有生產力高於平均的人都會退出,直至生產力最差的一人、一群留下)。合作社最初原來是入社自願、退社自由,直至一九五八卻被取消,林毅夫認為這是其後合作社效率下滑的主要因素。

第二個關於工業革命後的大分流。工業革命以前,各地的人均收入或生活水平都是停滯在一個水平。原因在於技術改進往往引致人口增長,最終技術改進的得益被人口增長所抵銷,有時甚至因為人口過份增長而使生活水平下降,這是所謂馬爾薩斯陷阱(Malthusian Trap)。工業革命的貢獻,也就在於把技術持續急速改進,從而超越人口增長的速度,擺脫馬爾薩斯陷阱。

林毅夫提出的說法卻是,關鍵並不在於技術改進的速度,而是技術改進的環節。工業革命以前(又或工業革命以後的中國),技術改進的環節主要集中於農業,技術改進帶來的是農產品的增加。結果,因為農產品主要是必需品,需要彈性較低,人們難以從增加該產品的消費來改善生活(即使農產品如何豐裕,人們也不能以一日十餐來改善生活),因而使其相對價格下跌。於是,農產品增加的唯一出路就人口增長。相反,工業革命帶來的技術改進應用在工業,人們能夠選擇直接增加工業產品的消費來改善生活,擺脫只能靠生兒育女來消耗技術改進帶來的剩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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