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資是政客的肉糜

及天下荒亂，百姓餓死，帝曰：「何不食肉糜？」 (晉書‧惠帝記)

相信大家對「何不食肉糜？」這句說話應該不會感到陌生，這是出自晉惠帝對於百姓餓死卻不食肉粥的疑問。今天的香港，部分政客同樣對低工資的情況感到困惑，因此他們提出制定最低工資來保障低下階層。

勞工市場是一個商品市場，出售的是勞動力(不是人)，工資是勞動力的價格，工資高低很明顯是一個供求問題。毫無疑問，低下階層是希望收取高一點的工資(其實又可止低下階層希望如此﹖)，無奈勞工市場的供求情況並不配合。這就如晉朝的百姓固然希望能食有肉的粥，只是天下荒亂，糧食不足，難以實現他們的願望。制定最低工資來改善低工資的問題，就像要求晉朝百姓只能食肉粥來解決他們餓死的問題一樣，完全是本末倒置。

很多人以為最低工資是損害僱主利益來保障僱員，因此反對最低工資的人必然是為僱主說話。其實這個想法是徹底錯誤的，最低工資並不只是單方面限制了僱主所能給予僱員的最低工資水平，而是同時間限制了僱員所能向僱主要求的最低工資水平。有僱員會要求僱主給予較低工資嗎﹖我們需要知道，每人為求得到工作機會所使用的競爭策略五花八門，有人以技術能力作招徠，當然亦有人以價廉取勝，箇中道理與其他商品市場無異。最低工資限制了僱主、僱員雙方自由制定工資的能力，僱員跟僱主同樣受影響。把制定最低工資說成是維護工人權益，絕對是大錯特錯。

勞動力是市民的私有財產，最低工資限制了個人對其私產的定價能力，絕對是侵害了市民的私有產權。低下階層的資產本來已經不多，勞動力是其重要甚至可能是唯一資產，現在政客卻以有形之手限制出售勞動力的自由(限制可以出售的最低價格，等同限制自由出售)，這不正是奪去低下階層的生計嗎﹖任何尊重私有產權的人，都應該反對最低工資的立法。

晉惠帝的疑問，是由於他不知道天下荒亂是百姓餓死的原因，卻以為百姓是有肉粥而不食；政客對低工資的疑問，則是由於他們不知道勞工市場的供求情況是低工資的主因，卻以為低下階層是有更高工資而不取。晉惠帝對百姓的關心有限，問而不做，鬧出的只不過是一個笑話。如今政客為最低工資立法全力以赴，造成的不止是一個笑話，更是一個悲劇。

4月17日刊於蘋果日報論壇

市場經濟下的真確與公正

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報告出台以後，大眾都把焦點放在香港電台的存亡上，反而將香港是否需要公共廣播這個基本問題忽略了。忽略這個基本問題的又不獨是市民，在整個二百六十三段的報告書中，只用了三段(63至65段)指出了商業廣播的不足及五段(68至72段)說明香港需要公共廣播的理據，可見委員會本身亦無意深入了解公共廣播服務的必要性。公共廣播服務當然是希望彌補商業廣播的不足，但報告內容是否又真的如其所說的這樣「如實地描述這種經濟活動(指商業廣播)的先天局限」﹖

報告指出受商業及政治因素的牽制是商業廣播的其中一個不足之處，接而提到公共廣播服務的其中一個功能，就是提供真確而公正的新聞及資訊，似乎暗示商業廣播由於商業因素(在這裡不提政治因素，因為不知道委員會為何認為商業廣播會較受政府資助的公共廣播更受政治因素影響)的原因而難以提供公正的資訊。商業廣播以廣告為主要收入來源，似乎難免受廣告客戶所影響，報告所提的不足看來的確不無道理。這個邏輯的問題在於忘記了是什麼吸引著廣告客戶在電台、電視台賣廣告，即是誰才是商業廣播機構的最終客戶。電台、電視台提供的節目雖然是不收分文，但世界上的確沒有免費午餐，市民在收看或收聽「免費」節目時，實際上亦接收了「免費」廣告，為電台、電視台的廣告客戶提供了商機。因此，商業廣播表面上是以從廣告客戶得來的收入運作，實際上卻是依靠其廣大的觀眾、聽眾群而生存。既然市民才是商業廣播的生存之源，商業廣播機構又怎可能不投市民之所好，提供其要求的真確而公正的新聞及資訊 ﹖莫非委員會所希望市民見到的所謂公正資訊，與市民所要求的公正資訊有所不同﹖

有關理論其實在信貸評級行業中已經得到證明。投資者透過信貸評級來評估一間公司的賴債風險，信貸評級機構的收入卻是來自被評級公司所付的費用，以委員會之見，似乎非由政府成立公共信貸評級機構為投資者提供真確而公正的資訊不可。事實上，全球最大的兩間信貸評級機構穆迪投資和標準普爾均為商業機構，其中道理就是評級機構的收入雖然來自被評級公司，實際上卻是依靠投資者的信任而生存(有公司會找一間沒有投資者信任的評級機構為自己評級嗎﹖)，因此投資者均樂於由商業機構為其代勞。

商業廣播與其他商業機構無異，無不唯利是圖，但當商業廣播依賴真確、公正的資訊而生存時，其唯利是圖的動機卻是資訊真確性、公正性的最佳保證，其質素肯定較一個只例行公事地聲稱「不向任何商業、政治、政府、或個人利益屈服」的公共廣播為可靠。

放下精英心態，請由經濟政策開始

特首於「香港家書」中指出，過往政府官員自視為精英 ，因此「容易變成自滿，以為自己可以掌握一切，以為自己知道的比別人多」，「面對批評，少問自己為何會與民眾脫節，反而會問為何市民不明白我們為香港好的一片苦心」。為了「做好呢份工」，特首認為公務員是時候修正這種心態。現時不少政策建議的討論、咨詢正進行得如火如荼，官員和議員亦是時候放下精英心態來重新考量。

最低工資

工資是由社會上眾多僱主、僱員的意願所促成，當中包含的訊息可止千萬，工作性質、合約形式的些微變化，工資已經不盡相同。立法制定最低工資，無疑是再次重演的士「最低車資」引致官逼民反(犯法)的悲劇。如果由一個清潔工人來釐定最低工資的水平，但清楚說明僱主有權將他解僱，我相信他釐定的水平很可能就是他現時的工資。政府現在既然明白自己不可以掌握市場上的一切訊息，便應該知道政府根本不可能代替市場決定最低工資。

公平競爭法

政府的確需要為市場制定合理的遊戲規則，但有關規則必須清晰明確界定什麼行為才算犯規。現時建議的公平競爭法，行為本身不是犯法，卻要法官決定是否具有「防止、限制、或扭曲競爭的目的或效果」，又要加上不同形式的豁免。這樣含糊不清的規則，很可能令增加企業運作不明朗因素的「害」遠大於維護公平競爭的「利」。兩大地產商在拍賣白石角地皮過程中經過一番交頭接耳後，其中一方放棄競投，繼而雙方一同「合作」發展地皮，令公眾質疑有聯手投地之嫌。從事件中，政府簡單地以地皮成交價較市場預期高為理由，便認為地價沒有被壓低，大家便可知以「目的或效果」定罪的隨意性。不是不明白政府的一片苦心，只是各行各業成千上萬的商業行為，又有什麼官員、法官能決定什麼情況下，反競爭行為才具有扭曲競爭的目的、效果(美心快餐的早餐用美心西餅的排包，算不算捆綁銷售、濫用市場地位)﹖

社會企業

成功的社會企業的確能夠幫助低下階層，但這並不代表政府透過資助便可令我們擁有更多成功的社會企業。Ventures in Development行政總裁蘇芷君成功推廣牦牛絨，使青藏牧民生活得以改善的方法，就是「先研究市場需要甚麼，然後思考低下階層能提供甚麼，並為他們增加市場價值」，從而承擔社會責任並賺取盈利。既然成功的社會企業是一個投資者與低下階層的雙贏局面，根本就不需要政府的資助。既然現在政府自知不比投資者、企業家更了解市場，又可來資助社會企業的理據﹖浪費公帑事小，鼓勵冒險創業事大。毫無疑問，大政府政策往往是出於官員的精英心態，認為他們較市場更了解市場、較市民自己更關心市民。既然特首已經恍然大悟，就請政府由經濟政策開始，放下精英心態。

4月6日刊於蘋果日報論壇

「大政府」下的「零反對」

政府較早前公布，在各「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諮委會)一致支持下，把全港公屋的公共地方列為禁煙區。不過，最近卻有報導指出，房屋署在會議紀錄中刻意刪除了部分諮委會反對禁煙安排的意見，揑造「零反對」的情況。

在「大政府」的環境下，政府在大至住屋、小至文娛康樂活動中都擔當著服務提供者的角色。這些政府機構目標高尚，房屋署以關懷為本、顧客為本；康文署要齊心合力為社群，但事實上她們卻往往與服務對象的需求脫節。作為全港最大「住宅出租機構」的房屋署，固然漠視部分「租客」的意見而推行全面性禁煙；作為「康樂及體育設施」提供者的康文署，轄下的健身室、壁球場一樣空置率奇高，其考慮「顧客」需求的程度可想而知。

其實房屋署的「零反對」、康文署的「無人」健身室與壁球場，都只不過是制度下的必然產物。我們需要知道，以客為尊的概念並不是為顧客的利益而提出，而是服務提供者達到自身利益、尋求盈利的手段。「全為了你」的口號是騙人的，但顧客因為經營者的唯利是圖而得到良好服務，又確實是兩全其美、各取所需。相反，政府機構既然不是以盈利為目標，又何需要面對市場、考慮「顧客」意見﹖當然，在唯利是圖的市場經濟下會出現一些如油魚扮鱈魚、「無C利賓納」(新西蘭的利賓納被驗出不含維他命C)等情況，但事後經營者都需要為其不當行為付出沉重代價，莫論真心假意，也要給公眾一個道歉。假若由政府營運超市，出現油魚扮鱈魚的機會很小，但根本沒有鱈魚出售的機會很大。對不當行為的回應﹖房屋署被揭發造假後表示，只有小部分諮委會反對全面禁煙，更加強調不少市民反映屋邨應全面禁煙，措施是有民意支持的。

政府直接提供服務的理由，無非是以低廉價錢幫助有需要人士(如公屋)或鼓勵特定活動(如教育)。其實要達到同樣目的，卻絕非別無他法。既然政府機構缺乏回應服務對象的誘因，我們可不把成立這些機構、提供這些服務的資金，以「學劵」、「租金劵」等形式直接給予受助人士，讓他們選取自己喜歡的服務提供者﹖這種方法既能達成政策目的，又能令受助人士得到應有的服務水平，一石二鳥，又何必拘泥市場經營會否因此而賺取利潤﹖

4月2日刊於蘋果日報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