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與感性》的事實與偏見—論智利經濟改革

梁文道在十一月六日《明報》的《理性與感性》一文中，提及智利的經濟改革。論經濟制度的優劣，難以如自然科學般在實驗室驗證，因此歷史經驗特別重要；正如中國的承包制、分產到戶等經濟改革措施，為研究產權轉變提供了寶貴的實證。可是梁文只以嘲諷「芝加哥男孩」為樂(這個沒有問題)，斷章取義地論述智利的經濟改革(這個卻事關重大)。

梁文提到：

"這讓我想起1970年代初智利獨裁者皮諾切特發動血腥政變上台之後的故事。他起用了一群號稱「芝加哥男孩」的經濟學家，大力實行新自由主義的教條﹕私有化國企、放鬆金融監管、開放外資、降低補貼，當然還要大力削減政府開支。那群學者向他表示經濟的自然規律會發現它自己的平衡，通貨膨脹將迅速降低。兩年之後，智利的通貨膨脹卻達到了375％，幾乎是當年左翼執政時的兩倍。

……到了1982年，智利不只負債纍纍，通膨居高不下，失業率更衝到了30％(是左翼總統阿言德在位時的10倍)。如果智利當時沒有陷入更深的危境，那是因為皮諾切特的改革還不夠完全，沒聽佛利民和他弟子們的建議，將國營銅礦公司「克德可」(Codelco)私有化；這家公司為智利提供了85％的外匯儲備。

一直要到了1988年，佛利民訪問之後的13年，「芝加哥男孩」終於被甩到一邊之後，智利的經濟才總算穩定下來。"

梁文提到的數字大都正確，只是未有智利的經濟改革作出一個縱橫陳述。在智利推行經濟改革之前，屬於人民團結聯盟(Unidad Popular)的阿言德(Salvador Allende）於1970至1973年間執政，大力推行國有化、價格管制、提高關稅等措施。期間國家控制的企業接近500家，佔整個經濟產出的40%。在政府措施的刺激之下，經濟於初期確有不錯成果；經濟增長於71年達到8%，失業率則下降至約4%。可是，國有化帶來的高增長和低失業，很快便轉為政府和經濟的沉重負擔，政府財政赤字於73年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25%，而濫增貨幣供應以彌補財赤的做法亦使通脹高達500%。同一時間，智利經濟陷入衰退，國際儲備於幾年間流失超過80%，僅可支持不足一個月的入口所需。

隨後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發動軍事政變實施獨裁統治，同時推行經濟改革，包括進行私有化、取消價管補貼、降低關稅。私有化和嚴控政府開支使政府財政赤字大幅改善，兩年後回復財政盈餘。政府收支回復平衡，通脹亦得以隨之回落，最後在70年代末大致控制在30%左右；梁文所指改革初期通脹高達375%、及為1972年的2倍雖是事實，但未知(或未有提及)阿言德執政後期的通脹完全失控、超過500%。

當然，改革的確並非一帆風順。由於石油危機，全球經濟增長於74和75年大幅放緩，美國更加陷入衰退，智利同樣不能獨善其身。其後智利政府於79年實施與美元掛勾的固定匯率，因為所定滙率偏高引致貿易赤字持續惡化，最終在外資停止流入的情況下出現金融危機。另外，改革頭十年的失業率大致維持在雙位數字，的確難以和阿言德執政時期相比；可是不要忘記，阿言德執政時期的低失業率，是以嚴重財赤和濫發鈔票支持，根本不能長久維持。

隨著智利政府於85年容許貨幣貶值，出口因而大幅增長，智利經濟進入較為穩定增長的時期。其後即使皮諾切特於89年結束獨裁統治、艾爾文(Patricio Aylwin)當選總統，智利仍然繼續推行減低關稅等開放市場措施。其中發展並非簡單如梁文所言：「芝加哥男孩」終於被甩到一邊之後，智利的經濟才總算穩定下來。

只要研究過智利的經濟改革，便會瞭解智利的經濟改革、開放市場措施並非直線而行，期間或進或退，而改革期間實行的政策亦或有錯誤。經濟制度固有得失，惟應以擺事實、講道理方式討論，若然論者妄顧歷史的緃橫發展、只是因人廢言，對於討論只會有害無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