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克魯明

美國的醫療制度面臨改革，總統奧巴馬早前提出的其中一項改革，是由政府成立公營醫療保險計劃，透過競爭監督私人保險。當被問及私人保險公司會否因而被迫出市場，奧巴馬表示既然私人公司聲稱市場提供合理產品，又何以會被公營保險淘汰﹖

克魯明對此大表贊同。

克魯明是個時有獨到見解的經濟學家，有時卻錯得出奇。即使市場處於完美的競爭狀況，產品價格已經相等於機會成本，政府的公營服務仍然可以輕易把民營公司擠出市場，因為政府可以不理機會成本、透過稅項提供補貼，又或利用政策偏袒公營服務。而以承擔風險為生的業務，更可只以政府二字，便能造成或真或假的債務擔保，從而以跟承擔風險不相稱的成本取得資金，而這種資金成本的優勢便足以把民營公司擠出市場。只是他朝出現有如今日房利美、房貸美之事，「 優勢」便要納稅人「對現」。

《解讀中國經濟》

出色的經濟學者，往往都是找緊一兩個經濟學的原則分析問題，張五常教授就說過他其實來來去去都是用這一招。林毅夫的《解讀中國經濟》講解經濟發展，他的中心思想也就是最基本的經濟邏輯—比較優勢。

除此以來，書內往往都會對於一些現象提出新的見解，印象較深的有兩個。

農業合作化的生產效率低下，通常都是理解為勞動激勵不足加上規模過大引致監察成本上升的結果。林毅夫卻指出一個事實，就是農業合作社的規模在推行的三十年間，曾經由小轉大、再由大轉小，可是生產效率最差的情況卻並非發生於合作社規模最大的時候，而是當合作社由大轉小的時候。如此一來，激勵不足和監察成本仍然可以是減低效率的一個因素，不過明顯還有因素影響效率在此期間的轉變。林毅夫的意見是，激勵制度的影響可以大大減少—只要容許參與者有權退出合作社，因為退出權利能夠使勤勞者有效威脅意欲偷懶的人(理論上，由於回報均分，所有生產力高於平均的人都會退出，直至生產力最差的一人、一群留下)。合作社最初原來是入社自願、退社自由，直至一九五八卻被取消，林毅夫認為這是其後合作社效率下滑的主要因素。

第二個關於工業革命後的大分流。工業革命以前，各地的人均收入或生活水平都是停滯在一個水平。原因在於技術改進往往引致人口增長，最終技術改進的得益被人口增長所抵銷，有時甚至因為人口過份增長而使生活水平下降，這是所謂馬爾薩斯陷阱(Malthusian Trap)。工業革命的貢獻，也就在於把技術持續急速改進，從而超越人口增長的速度，擺脫馬爾薩斯陷阱。

林毅夫提出的說法卻是，關鍵並不在於技術改進的速度，而是技術改進的環節。工業革命以前(又或工業革命以後的中國)，技術改進的環節主要集中於農業，技術改進帶來的是農產品的增加。結果，因為農產品主要是必需品，需要彈性較低，人們難以從增加該產品的消費來改善生活(即使農產品如何豐裕，人們也不能以一日十餐來改善生活)，因而使其相對價格下跌。於是，農產品增加的唯一出路就人口增長。相反，工業革命帶來的技術改進應用在工業，人們能夠選擇直接增加工業產品的消費來改善生活，擺脫只能靠生兒育女來消耗技術改進帶來的剩餘。

飯盒租值

學校「合法苛索」飯盒供應商，要求供應商承擔學校一些開支，甚至送錢、送禮。這個現象，報道一般關注「苛索」之中誰得誰失，經濟學家首要解決的往往是「苛索」的利益從何而來。

如果學校開放校門，午膳任由供應商在操場叫賣；又或舉辦一場試食大賽，以學生一人一票選擇供應商。這樣即使學校如何威脅利透，供應商也肯定只會嗤之以鼻。前者是因為競爭之下無租值，供應商無利可索；後者勝出的供應商雖然某程度上成為壟斷者，屆時會有壟斷租值，但由於結果是由學生決定，租值必然在試食大賽時給名廚、明星代言人和其他競爭行為所消耗。簡單而言，學校能夠「苛索」，存在兩個條件：第一是租值的存在，第二是學校管理層在選擇供應商時擁有決定權。

由此可見，飯盒與教科書，相去千萬里，但在學校普遍缺乏競爭之下，給予學校利用為取得壟斷租值的情況卻又何其相似。

註：學校飯盒與教科書的問題同源，這又為何只聞飯盒供應商投訴，而書商未到給大眾傳媒指摘書價太貴，也只是默不作聲﹖當然，這可能只是某個或幾個飯盒供應商因為種種原因而發生的個別事件，不過也有可能跟兩者的需求彈性有關。假如學校在教學上或書商利用頻頻改版，又或因為家長學生的喜好，有效杜絕二手書的競爭，學生家長對於被學校選定的教科書的需求變得毫無彈性。學校任何「苛索」，都可完全由加價抵銷，書商因而無得無失。相反，任何有彈性的需求，學校的「苛索」作為固定成本並不影響定價(利潤最大化的條件是邊際成本與邊際收益同等。有趣的是，這個跟供應商說「苛索」會轉嫁學生的論調相反)，「苛索」過高就會使供應商難以回本，衝突亦由此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