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制與免費

假如一間餐廳早餐一向免費送贈熱飲，一天老闆閒來想著，深覺平白益了街坊，於是把免費的飲品變成強制購買。這種綑綁銷售，會為這間餐廳帶來甚麼影響﹖

答案是甚麼也沒有。除非老闆接受少點生意，否則一份早餐加上所強制購買飲品的總售價，不會跟一份送贈熱飲的早餐的售價有任何分別。同樣的綑綁，無論免費還是強制(當然，免費是動聽得多)，對於顧客來說其實沒有分別。

明白這個道理，就會知道政府考慮不再豁免環保設施，而轉而強制發展商興建，其實沒有甚麼可以討論的地方。設有露台的物業對於置業者的價值不變，豁免還是強制發展商興建環保設施，對於地價、樓價都沒有影響。

至於發水樓的問題，根本是來自呎價計算中所用的單位面積標準，跟環保設施是豁免還是強制扯不上關係。發水樓的出現，出於地產商的貪婪、也出於置業者的輕率。

多菜少肉經濟學

全球暖化、降雨減少，天文台長有感而發，呼籲港人以少菜多肉支持環保，因為生產一公斤的牛肉需要消耗一萬五千公升水，是生產一公斤菜的七倍多。

這種比較，就像比較一公斤黃金跟一公斤水的價錢一樣，存在很大的謬誤。先把口味取向放在一邊，食物的基本作用是為人類提供能量。因此，菜與肉何者更加環保，不應只看生產相同重量的菜與肉的用水量，而是應該視乎透過兩者產生相同能量的的所需用水。

菜肉的種類繁多，根據食物安全中心的資料，一公斤的葉菜約提供一萬至三萬卡路里，而牛肉則大約是二十萬至三十萬卡路里。換句話說，吃菜所得的能量用水比率約為五至十五倍、吃肉則為十三至二十倍，吃肉能夠節省用水的機會似乎還要較大。

當然，以上是一個簡化的計算，變數很多。不過，至少我們應該明白，環保的方法需要更為嚴謹的思考計算，不能使之流於民粹口號。不然，只會適得其反。

迷信的價值

樓宇跳過四字等不好意頭的樓層，在香港早已見怪不怪。最近一宗，一跳數十層，卻惹來立法者要求規管的聲音。

迷信，古今中外皆有，有研究從香港自訂車牌安排中證實意頭有價。既然樓宇層數不如電話號碼為公共財，賣者利用意頭增值、買家在得到樓宇正確資訊後，願意付鈔從意頭中獲得滿足，這是一個雙贏之局。如非受誤導之業主，究竟何投訴之有﹖

跳過幾十樓層，干卿底事﹖

誰的公平競爭法﹖

歌手為其合約糾紛卻聘海外資深大狀助陣，被法官所拒。電台主持求教於公民黨余若微，聘用海外律師的限制是否應該取消，以開放市場使市民得享價廉物美的法律服務。余若微以為萬萬不可，認為有礙培訓有關人士。

公民黨諸君無不大聲疾呼要求制定公平競爭法，每論競爭大門打開的超市又無不咬牙切齒，惟及自身利益之事，卻能瞼不紅、耳不赤的以巧言令色維護。人性自利，把公平競爭托之於一小撮專家，何以信乎﹖

關於快樂指數

英國組織「新經濟基金」早前公布《幸福星球報告》，香港排名甚低，跟本地生產總值或收入水平表現相差甚大，於是不少論者認為印證了香港人有錢但不快樂的想法。

先不論快樂的主觀性與量度困難，深入這份《幸福星球報告》，便會發現其排名並非反應某地區的快樂水平，而是製造快樂的「效率」。假如單看快樂程度(life satisfaction)，香港排名29；要是加上預期夀命(life expectancy)的考慮，香港的快樂年期(happy life year)排名19，只在歐美發達國家之後。由此可見，說香港人不快樂是斷章取義。

根據報告的定義，香港人只是製造快樂的「效率」太差而已。簡單而言，所謂製造快樂的「效率」，乃是以地區的快樂年期與所耗用資源的比率。耗用愈少資源，得到同樣的快樂，或是耗用相同資源可得更多快樂，為之有「效率」。然而，一個地區所耗用的資源必定與該區的生活水平相關甚大。正因如此，大部份已發展地區排名落後的原因，都不是人民不快樂，而只是生活水平太高所致。

傳統量度經濟活動的國民或本地生產總值，其缺點早見於高中的入門教科書之中。這些指標仍然沿用至今，並非知錯而不改，只是其非人性化的缺點，同時亦為其優點，因而使客觀性現仍難有其他指標可以取代。

(假)結婚經濟學

警方搗破假結婚集團，假結婚者，內地人士付鈔予香港市民，取一紙婚書以求居留權也。資料顯示，集團安排內地男士來港假結婚，收費2萬5千，女士則為3萬5千。

假結婚成事，須有香港男女作為配對。一般而言，女士曾經結婚對名聲影響較大，因而假結婚的成本也較高，照理內地男士收費應該較高。

女士事實上收費較高，何解﹖相信是一來香港女士供應較多，特別是20至39歲的男女比例接近1比1.3。再來，就可能是內地女士在港工作的機會較大、回報較高所致。

甚麼是合理定價﹖

港鐵南環線通車，前往較近的柯士甸站較較遠的紅磡站還貴，評論跟政客認為有關安排荒謬。港鐵的解釋是由於技術跟票價管制的規限，莫論是真是假，但長程較短程的車費便宜是否就是不合理﹖

資訊發達，現在網上便可查詢各條巴士路線的資料。到九巴的網站，你會發現較長途巴士的車費低過較短途巴士的情況其實並不罕見。就像來往荃灣西鐵站旁的如心廣場和錦上路的51號巴士，全程20.7公里、需時53分鐘，收費是七元八毛；另一條來往沙田市中心和西貢的299號巴士，全程20.1公里、需時50分鐘，收費卻反而高達九元。雖然車程長短的確是決定收費的其中一個考慮因素，但明顯不是唯一考慮，否則便會犯上當年中大學生指責校巴收費不合理的錯誤(校巴收費可能是過高的，但不能從車程比較得知)。

當然，南環線短加長減的情況出現在同一路線之上，與九巴出現在不同路線的情況確有不同。這裡不妨再看另一則多年前的趣聞，事源有人發現麥當勞的定價出現以下情況：

「一個豬柳漢堡餐加一個板燒雞腿包，價錢是 36.1元，但只要掉轉叫法：一個板燒雞腿包加一個豬柳漢堡，價錢只是 32.8元，慳回 3.3元」

這個使經濟學教授語塞一時的現象，跟南環線的收費安排其實為一幣之兩面。經濟學上有所謂同價定律(law of one price)，簡單而言就是在沒有交易費用和其他限制的情況下，同一物品在不同市場理應同價，更莫說是同一間麥當勞。知其然，更應知其所以然，同價定律之所以然，其實來自套戥(arbitrage)。假如同一物品在不同市場上價格不同，在沒有交易費用和其他限制的情況下，市場參與者便會爭相套戥，在低價的市場中買入、在高價的市場中賣出賺取差價。於是，在指責麥當勞的定價違反經濟邏輯之時，就必須了解上述情況是否存在套戥的可能。要是別人無法將板燒雞腿包套餐和豬柳漢堡，成功分析出售，麥當勞根據板燒雞腿包和豬柳漢堡的個別需求定出上述價錢，就不能說是違反經濟邏輯(其中一個可能是，當年正值板燒雞腿包重新推出，為求新鮮而獨立購買板燒雞腿包的需求較大，因此獨立的板燒雞腿包定價較高)。

沒有套戥機會是擺脫同價定律或者出現短加長減的先決條件。同樣重要的，是長車程跟短車程的關係不同於三包飲品跟兩包飲品。飲品的需求以包為單位，三包飲品定價低於兩包的話，顧客會寧願丟棄多餘的一包也買較便宜的三包裝。相反，到不同車站的需求並非以距離為單位，而是一個獨立需求，所以車費與車站距離根本並無必然關係。

定價，從來都是供應與需求的互動。鑽石與水(Diamond-water paradox)，失之於供應；南環線車費，失之於需求。

捆綁銷售損害甚麼人﹖

旅行社規定團友購買指定保險，消委會指為捆綁銷售，嚴加批評。捆綁銷售的謬誤，在於不明白產品或服務性質上就是不同投入的捆綁，而捆綁的程度往往是消費者的喜好與業界競爭的結果：這是為甚麼早餐捆綁了雞扒、火腿跟飲品而不捆綁甜品、亦是為甚麼新樓一般捆綁了雪櫃、洗衣機而不捆綁電腦、電視和燈飾。

即使根據消委會推崇備至的公平競爭法，捆綁者須有市場支配地位才會構成反競爭行為。可是，旅遊市場的競爭固然劇烈，幾間捆綁保險的旅行社也不見得是行內龍頭。消委會的論據恐怕就是捆綁銷售等於損害消費者選擇權這般單純直觀的想法，不過要是把消費者選擇權解釋為消費者可以對特定的供應者要求任何特定的產品服務的話，確是過猶不及。

這種捆綁銷售損害甚麼人﹖這才是真正答案：

香港保險業總工會直斥做法(旅行社捆綁銷售旅遊保險)有問題，促請保險業監理處規管旅遊保險，應交由領有保險業牌照並受過培訓的保險從業員負責，保障消費者及業界利益。

保險業總工會關心消費者還是業界利益﹖恐怕不言而喻。

緊急救護服務召喚分級制的隱憂

政府建議把緊急救護服務召喚分為三級，按照緊急情況調整目標召達時間，以減少濫用情況。

分級制把非危急(第三級)召喚的時間，由現在的十二分鐘加長至二十分鐘，目的是增加濫用者的時間成本。濫用緊急救護服務召喚的動機主要來自緊急召喚與其他交通工具的價格差異，增加的時間夠長，時間成本就能消除金錢上的差異，使濫用者放棄使緊急召喚。情況就如公營的門診醫療服務一樣。

問題在於，對於本身情況就是非危急的市民來說，八分鐘的時間成本相信不能消除價格上的差異。相反，因為分級的需要，諸如燙傷、擦傷等輕微情況卻被明確的納入緊急召喚的服務範圍。既然緊急召喚明確把非危急情況納入服務範圍，濫用之說便無從說來。

增加使用服務的成本不足，未能減少濫用者之餘，更有可能使其增加，這就是李維特(Steven. D. Levitt)在其《蘋果橘子經濟學》(Freakonomics)提到的一個現象。過往教育市民不要濫用緊急召喚的重點，就是濫用可能延遲其他危急傷者得到緊急召喚的時間，使濫用者付上沉重的道德代價。分級制下，既然非危急情況的召達時間已經推遲，市民就很可能有召喚制度已讓危急傷者先行、己先讓出資源給危急傷者的想法，從而增加在非危急情況下使用緊急召喚。

巴士防盜的反證

最近報章廣泛報導，網上流傳一名青年揸大膽巴士的片段。記憶之中，從早幾年開始，巴士被偷駕的事便經常發生。巴士司機組織認為事件是少數司機大意留下車匙所引起，不過其實多年前的巴士根本沒有車匙這回事，只須按掣便可開動。由此可見，巴士公司沒有多在意旗下巴士的防盜。

之前的單車故事，說不明顯的產權訊息引致防盜成為一項重要的產權證明。反過來說，巴士公司輕視防盜的需要，反映的就是巴士的產權訊息非常明顯。這個不單是法律上或文件上的產權界定非常清晰，更加是巴士本身顯示的產權訊息非常清楚，加上巴士體積龐大難以收藏所致。

或許這就解釋了為甚麼單車的防盜成本佔單車價值往往高達十分之一，私家車則只佔數個百分比，數百萬一輛的巴士反而接近不設防盜。不過，行為隨局限而轉，當偷駕巴士出現之時，巴士公司便從按掣開動加多一重車匙的防盜。假如將來偷駕巴士出現嚴重意外或政府現時明確一旦出現意外巴士公司需要負上疏忽刑責，巴士公司肯定會大大加強巴士的防盜。

答克魯明

美國的醫療制度面臨改革，總統奧巴馬早前提出的其中一項改革，是由政府成立公營醫療保險計劃，透過競爭監督私人保險。當被問及私人保險公司會否因而被迫出市場，奧巴馬表示既然私人公司聲稱市場提供合理產品，又何以會被公營保險淘汰﹖

克魯明對此大表贊同。

克魯明是個時有獨到見解的經濟學家，有時卻錯得出奇。即使市場處於完美的競爭狀況，產品價格已經相等於機會成本，政府的公營服務仍然可以輕易把民營公司擠出市場，因為政府可以不理機會成本、透過稅項提供補貼，又或利用政策偏袒公營服務。而以承擔風險為生的業務，更可只以政府二字，便能造成或真或假的債務擔保，從而以跟承擔風險不相稱的成本取得資金，而這種資金成本的優勢便足以把民營公司擠出市場。只是他朝出現有如今日房利美、房貸美之事，「 優勢」便要納稅人「對現」。

《解讀中國經濟》

出色的經濟學者，往往都是找緊一兩個經濟學的原則分析問題，張五常教授就說過他其實來來去去都是用這一招。林毅夫的《解讀中國經濟》講解經濟發展，他的中心思想也就是最基本的經濟邏輯—比較優勢。

除此以來，書內往往都會對於一些現象提出新的見解，印象較深的有兩個。

農業合作化的生產效率低下，通常都是理解為勞動激勵不足加上規模過大引致監察成本上升的結果。林毅夫卻指出一個事實，就是農業合作社的規模在推行的三十年間，曾經由小轉大、再由大轉小，可是生產效率最差的情況卻並非發生於合作社規模最大的時候，而是當合作社由大轉小的時候。如此一來，激勵不足和監察成本仍然可以是減低效率的一個因素，不過明顯還有因素影響效率在此期間的轉變。林毅夫的意見是，激勵制度的影響可以大大減少—只要容許參與者有權退出合作社，因為退出權利能夠使勤勞者有效威脅意欲偷懶的人(理論上，由於回報均分，所有生產力高於平均的人都會退出，直至生產力最差的一人、一群留下)。合作社最初原來是入社自願、退社自由，直至一九五八卻被取消，林毅夫認為這是其後合作社效率下滑的主要因素。

第二個關於工業革命後的大分流。工業革命以前，各地的人均收入或生活水平都是停滯在一個水平。原因在於技術改進往往引致人口增長，最終技術改進的得益被人口增長所抵銷，有時甚至因為人口過份增長而使生活水平下降，這是所謂馬爾薩斯陷阱(Malthusian Trap)。工業革命的貢獻，也就在於把技術持續急速改進，從而超越人口增長的速度，擺脫馬爾薩斯陷阱。

林毅夫提出的說法卻是，關鍵並不在於技術改進的速度，而是技術改進的環節。工業革命以前(又或工業革命以後的中國)，技術改進的環節主要集中於農業，技術改進帶來的是農產品的增加。結果，因為農產品主要是必需品，需要彈性較低，人們難以從增加該產品的消費來改善生活(即使農產品如何豐裕，人們也不能以一日十餐來改善生活)，因而使其相對價格下跌。於是，農產品增加的唯一出路就人口增長。相反，工業革命帶來的技術改進應用在工業，人們能夠選擇直接增加工業產品的消費來改善生活，擺脫只能靠生兒育女來消耗技術改進帶來的剩餘。

飯盒租值

學校「合法苛索」飯盒供應商，要求供應商承擔學校一些開支，甚至送錢、送禮。這個現象，報道一般關注「苛索」之中誰得誰失，經濟學家首要解決的往往是「苛索」的利益從何而來。

如果學校開放校門，午膳任由供應商在操場叫賣；又或舉辦一場試食大賽，以學生一人一票選擇供應商。這樣即使學校如何威脅利透，供應商也肯定只會嗤之以鼻。前者是因為競爭之下無租值，供應商無利可索；後者勝出的供應商雖然某程度上成為壟斷者，屆時會有壟斷租值，但由於結果是由學生決定，租值必然在試食大賽時給名廚、明星代言人和其他競爭行為所消耗。簡單而言，學校能夠「苛索」，存在兩個條件：第一是租值的存在，第二是學校管理層在選擇供應商時擁有決定權。

由此可見，飯盒與教科書，相去千萬里，但在學校普遍缺乏競爭之下，給予學校利用為取得壟斷租值的情況卻又何其相似。

註：學校飯盒與教科書的問題同源，這又為何只聞飯盒供應商投訴，而書商未到給大眾傳媒指摘書價太貴，也只是默不作聲﹖當然，這可能只是某個或幾個飯盒供應商因為種種原因而發生的個別事件，不過也有可能跟兩者的需求彈性有關。假如學校在教學上或書商利用頻頻改版，又或因為家長學生的喜好，有效杜絕二手書的競爭，學生家長對於被學校選定的教科書的需求變得毫無彈性。學校任何「苛索」，都可完全由加價抵銷，書商因而無得無失。相反，任何有彈性的需求，學校的「苛索」作為固定成本並不影響定價(利潤最大化的條件是邊際成本與邊際收益同等。有趣的是，這個跟供應商說「苛索」會轉嫁學生的論調相反)，「苛索」過高就會使供應商難以回本，衝突亦由此而起。

廁紙論產權

由某電視節目發現一段舊新聞，說的是買十送二的廁紙，長度較以往短，十二卷的長度大約與以往十卷相同，「加送」無非花招。看到這段新聞，不期然想起巴塞爾(Yoram Brazel)的《產權的經濟分析》(Economic analysis of property rights)。

物品的產權，並不如大部分人所想般非有即無(all or nothing)，反而通常是不完全的。礙於交易費用，買賣雙方一般難以指明交易中商品的每項特徵(即如大小、輕重、優劣等)，而未能指明的特徵便會成為買賣雙方逐租的公共產(common property)。這一點，可謂與張五常教授的委託定價(pricing by proxy)為一幣兩面。

一卷廁紙並無指明長度，於是生產商便想出加件數減長度的技倆。不過這個情況不是賣方特權。在超市和街市，消費者會對貨品千挑萬選，找出較大的生果、較新鮮疏菜，以及包裝較好的產品；在戲院，觀眾也會先選較好的位置。

既然買賣雙方當初放棄如此做法，是由於指明每項特徵的交易費用大於得益，立法強制指明交易中某項細節、商品的某項特徵，固然可以解決「偷雞」問題，卻不一定有效率，買賣雙方也未必得益。廁紙長短如是、營養標籤如是。

單車經濟學

家在鄉郊，居民普遍以單車代步，單車泊街的情況也甚為常見。親友閒談說起，近月很多車主都發現泊在街邊的單車，莫名其妙的給別人加多了一把鎖。最初以為是鎖車勒索，但卻無留下要求及任何聯絡方法。事實上，單車價值有限，勒索風險卻大，鎖車勒索的機會很低。

深覺是有趣現象，但從零拆解的難度很高，猶幸朋友的一段經歷幫助解迷。朋友的經歷大致是，某日車鎖失靈，情急之下於是打算強行剪鎖，卻正好遇著警察。警察自然懷疑朋友偷車，要不是朋友有正當職業的證明，恐怕未拖到最後事情圓滿解決之前，已給帶回警局。

假如同一件事情，發生在私家車或是大閘門前，除了添一點麻煩外，問題不會太大。為甚麼發生在單車上，會使車主成賊﹖原因當然是私家車或住宅的產權都有明確記錄，鎖車鎖閘等行為只能用來追收罰款欠債，不能影響產權。單車呢﹖一般單車買賣單據的記錄資料有限，一部單車的產權往往只能來自持有實物。於是單車鎖除了擁有汽車防盜的防盜功能之外，還有產權證明的作用(這裡引述出一個有趣的推論，就是在警察能夠有效防止失竊的地方，汽車防盜會消失，但單車鎖不會)。

返回最初的「加鎖」問題。朋友車鎖失靈，失去單車的產權證明，引來警察的懷疑。相反，為別人的單車「加鎖」，便能混淆一部單車的產權。當然，「加鎖」的「君子」是不會到法院爭產的，一來代價高昂，二來物主總有蛛絲馬跡可以證明其身份。只是到月黑風高之夜，「君子」即使偷車時遇著警察，在巡邏警察訊息有限的情況下，所加之鎖便足夠作為掩飾。

其實「加鎖」事件，簡而言之就是訊息費用的存在引致產權不完全。市場「失效」，不少評論人恐怕會要政府設立單車登記冊，強制單車車主進行登記(為彌補產權不完全，車主卻可能付出更大的代價進行登記)。我的想法是，車主應該進行「反加鎖」，自行為單車加上兩把鎖，一來混淆偷車君子的訊息(已給盯上的目標，同行多不落手以免麻煩)，一來以維護產權代價的高低以求證實產權所有。當然，偷車君子也會不示弱，這個「加鎖」遊戲的均衡也許會直至鎖的價值相等於單車的價值。蕭滿章兄的想法是，情況嚴重，成本又夠低，單車生產商應該會增加物主的產權證明(如隱蔽處加上號碼)。

後事發展如何，無人能知，但從檸檬到二手車市場，市場的確自行找到了解決訊息不全的方法。

英中何以反對微調方案﹖

幾十所學校聯署反對教學語言微調方案，其中大部份是中中，不過幾間傳統英中也在其中，應作何解﹖

過去的母語教學政策，一刀切以學校為單位分為中中、英中，取得英中資格的學校數目約為百多間。現在的微調方案，跟過去一樣以學生能力限制所能接受的教學語言，只是將分割單位由學校改為班別。間接的效果是把擁有英語教學的學校數目增加至二百多間。

英語班的數目較英中和中中的二分法提供更多訊息。現在的英中，無疑仍會較其他學校開辦最多英語班，新訊息不會為其帶來甚麼好處。相反，現在的中中會因微調方案而為家長學生提供更多資訊，細化分級。這樣就如將過去甲等與合格的二分法，變成將合格一級再分為乙、丙、丁。

假如訊息成本不菲，過去家長只能以合格級別的平均表現—即丙等作為合格級別的參考。現在細分之下，丁等的人肯定不會開心而乙等的人則會得益。甲等的人呢﹖本身的訊息沒有受到影響，卻因為乙等的出現，使相對優勢減低。

由此可見，學校對於微調方案的反應注定是分歧的。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使用資訊的用家可以得益。

《佃農理論》的貢獻

早前參加張五常教授的《佃農理論》四十週年研討會，不少講者大談《佃農理論》的貢獻。慚愧的是，我接觸的《佃農理論》只是在張教授的英語論文選(Economic Explanation, Selected Papers of Steven N. S. Cheung)之中，僅為《佃農理論》部分章節。近日細讀《佃農理論》全文，雖未完成，但認為該文最大貢獻乃在思考方法之上。

對於佃農分成缺乏效率之說，源自抽稅之分析，由於分成有如政府抽稅，必然引致生產要素投入不足。這種理論在數理上無懈可擊，容易造成思想盲點，不過張教授卻指出其要害：

“Third, with a tax, the government is not contracting to maximize wealth. In other words, the tax-equivalent analysis fails to offer any explicit treatment of the terms in a share contract which the participating parties must mutually agree to abide by when the contract is formed.”

既然佃農分成安排需要雙方同意，假如安排確實缺乏效率、影響一方收入，又何能長久存在﹖
當然，其後找出土地面積、分成率等合約中的關鍵變項，從而在理論上證明分成與其他合約安排具相同效率，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不過，這種以邏輯推論引領思考方向的示範，我認為是對於後世最大的貢獻。

現時的經濟研究，太過熱衷於「發現」現象(特別是「失效」現象)，在數理模型中推得無懈可擊，往往卻未能對現象因何出現、因何長存提出合理解釋，這的確是一個遺憾。

售票經濟學

八和會館在北九龍裁判法院活化計畫中，落敗給美國薩凡納藝術與設計學院。兩者提交的計劃，八和要求政府注資、薩凡納主動斥資，反映兩者的需求預期、也是社會大眾客觀給予的價值。當中喧鬧，無非逐租，常見但不有趣。反而在一個論壇之中，有論者指出現時粵劇的難題是，即使家財萬貫者，仍然只等戲班開場之前派發的免費票入場，影響戲班收入。

消息指出，戲班臨近開場之前，為免場面過於冷清，所以時有派免費票之舉。表演場地提供一定數量座位，每個座位邊際成本為零，派免費票之想法正是由此而來。不過，觀眾既知有免費票，自然不會花錢買票入場，這不是甚麼為富不仁、只是人之常情。正因如此，花市賣桔者才會完場之前寧願打爛花盆(現時多已轉為送贈少有買桔的老人院等機構)，也不會低價賤賣。

派票影響收入，不派又白白浪費座位，要收入與客量兼顧，其中最常用的是價格分歧(price discrimination)。以不同價格售票不難，就像粵劇戲班一面收費售票、一面免費派票也是如此，難度在於要把付高低價格的人分隔。尤其在供過於求之時，推行價格分歧而不能分隔高低價者，無異於飲鳩止渴。

倫敦音樂劇的售票安排最為有趣。倫敦音樂劇存在所謂「半價票」，應用之初或許能夠因應各人的訊息成本而實行價格分歧(有點類似內地常見的議價，有訊息者付出的價錢往往大幅低於標明的售價)。可是行之多時，各人的訊息成本會減低，現在幾乎每本旅遊書均有提及、無人不知「半價票」的存在。訊息傳播阻礙價格分歧，賣家可以做的就是增加訊息成本。倫敦有多個「售票中心」均有出售相同音樂劇的票，價格卻可以相差一倍，而哪場音樂劇的票在哪個「售票中心」最為便宜似無規律，這樣便可對擁有不同時間成本的觀眾再次進行價格分歧。

香港粵劇界希望同時兼顧價量，可能不單需要提升粵劇的需求、更加需要一點經濟學的知識。當然，政府資助項目從來以量考慮，可能戲班派免費票並非欠缺經濟常識，反而更是正常不過的逐租(rent seeking)之舉而已。

冒牌史密斯﹖

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副教授趙耀華給翻生的阿當‧史密斯(Adam Smith)做了個獨家專訪，內裡提及自由貿易：

斯密回答道：「這個問題你們的教科書沒有教嗎？我的觀點叫絕對優勢理論，如果一個國家的生產力超過貿易對手的時候，即具有絕對優勢的時候，對外實行自由貿易就對它有好處。我所處的時代，英國的製造業已經或者正在取得世界領先地位，這正是鼓吹對外實行自由貿易的時候！」

要是史密斯先生泉下沒有偷懶，他應該會叫記者去問問李嘉圖(David Ricardo)和他提出的相對優勢，才能明白自由貿易的基本理論，斷無重提已遭取代的絕對優勢論之理。

文中又有提及自由市場：

「我所理解的資本主義，是由無數小生產者和地主紳士階級所構成的資本主義，那裏沒有大公司，沒有大財團，資本家更非當權者。在這個國度，市場只佔社會關係的一小部分，此時讓人們自己照顧好自己，那就是最合適不過的安排；我在《國富論》中用了self love 這個詞，而不是self interest 或者 selfishness就是這個意思。這種基於自利的市場與利他主義的倫理觀並無衝突。但是，一間銀行倒閉可以動搖整個國家經濟，一個CEO可以拿幾百萬美元 的分手費，這樣的市場既非我所鼓吹的自由市場，事實上也不配稱為自由市場……」

吊詭的是，要是資本家當權(或官商勾結)，固無真正的市場運作，然而此時提倡由資本家當權的政府來進行干預，豈非送羊入虎口、自為魚肉﹖市場不行、政府不可，社會運作如何是好﹖以史密斯先生思想之嚴謹，並無不明問題源於官商勾結的道理。

由是觀之，這個史密斯先生莫非真是冒牌﹖

論三派救災

張五常教授剛在《信報》發表的《救金融之災有三派之别》(一月六日)，論及挽救經濟衰退的三個理論方向，對於討論目前經濟情況顯然重要。

凱恩斯學派主張使用擴張性財政政策，可是正如張教授所說擴張性財政政策只影響短暫的收入預期，根據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所帶來對開支的影響微乎其微。若然政府過去並無積穀防饑，現時財赤成為未來增加稅金的預期，最終更只是回歸李加圖相等(Ricardian Equivalence)。

貨幣學派主張使用減息和放鬆銀根，不過減息幅度在非常情況下一般追不上風險溢價調整的速度，而且放鬆銀根一旦矯枉過正便會帶來通脹和另一個更大的資產泡沬。某程度上，格林斯潘利用大幅減想把科網泡沫累積至房產泡沬是前車可鑑。

至於張教授提出的微觀派或價格理論派，針對經濟衰退中出現的失業和產能過剩源由種種價格固性(pirce rigidity)的重點，主張從根本打破人為的價格固性增加價格靈活性，使經濟活動回歸真正市場，可謂固本培元之舉。

由是觀之，對應經濟衰退的方向無非是「政府派」和「市場派」，然而即使「政府派」只會徒勞無功，但政客任期苦短，正如張教授所言「市場派」卻是政治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