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29日 星期一

社企政治化

社會企業是一個很好的概念,把過念企業家賺取盈利用作慈善的方向,改為企業家直接運用自身能力為受助人創造市場機會。可是由始至終反對政府透過提供資金和政策偏袒支持社會企業,因為這樣不單與社會企業「自負盈虧、持續營運」的概念背道而馳,更加會使逐租叢生,反而打擊真正有心的企業家和具創意的社會企業。

"民主黨主席何俊仁透露,除會研究政府相關撥款資助計劃外,亦打算由黨撥出數十萬元的種子基金,作為營運社企的經費,希望幫到有需要的人。他透露,社企可交給落選區議會的黨員或有心從政的黨員經營,社企結合社區的工作方式,讓他們全職做地區工作。

……

他認為,如果籌辦社企,可令社企結合社區工作,除了讓他們有份職業及收入,亦可全職做地區工作。"

全文在此

如此說來,社企幫助的有需要的人,恐怕就是落選政客,也難怪有人對於減少僱員再培訓局的收入來源如此惶恐。

2008年12月15日 星期一

的士車租與租值

近日由短加長減引致的士罷駛的事件,使的士市場再成焦點,其中不少關於的士車租。的士市場受到牌照限制,牌照年期不限、自由轉讓,因此同時亦是投資產品。交通咨詢委員會年中發表的《的士營運檢討報告》提到香港的士市場七成租車司機,反映七成牌照持有人只作其包租公。

牌照持有人與司機分離,的士牌照租金(牌照一般連同車輛出租而簡稱車租)、牌價由是而生。由於供應受到限制,的士市場產生租值(economic rent),發牌之初,政府透過拍賣收取折現的租值,其後則由車租反映。假如政府決定收回牌照,自行出租,哪麼下一個問題便是如何分配牌照。要是透過拍賣、價高者得,這樣車租不變,只是從牌照持有人口袋轉至政府(當然,政府出資收回牌照,則只是左手交右手而已)。要是換上其他方式分配,租值成為無主孤魂,原則上租值會在分配過程中消散。

故事未完。香港的士市場除有牌照限制以外,車資同樣由政府限制。過高的車資產生的租值,可以給壟斷牌照的供應者以車租收取、也可以在的士等客、提供折扣時消散或轉移。如此情況下,即使沒有牌照限制和車租,租值只會於競爭之中消散。

對於的士的高車租究竟來自過少供應還是過高車資,未敢定論。只是政府牌照限制與車資限制使的士市場產生租值,衍生車租。不除牌照限制(當然,這個涉及道路交通問題)與車資限制,而只除車租,相信無助改善的士市場問題和司機生計。

2008年12月4日 星期四

Bad jobs at bad wages are better than no jobs at all

"當那些肚滿腸肥的資本家從全球化中獲利的時候,其實最大受惠者正是第三世界的工人。"(While fatcat capitalists might benefit from globalization, the biggest beneficiaries are, yes, Third World workers.)

"硬要開發中國家接受我們(美國)的勞動標準,頂多只創造出一群享有特殊利益的勞工貴族,無法改善廣大窮人的處境。"(At best, forc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adhere to our labor standards would create a privileged labor aristocracy, leaving the poor majority no better off.)

"這些以以提供美好工作為目標、實際上卻讓工作機會消失的政策,或許可以安撫我們的良心,但反而對那些聲稱受惠的人不利。"(A policy of good jobs in principle, but no jobs in practice might assuage our consciences, but it is no favour to its alleged beneficiaries.)

以上是克魯曼(Paul Krugman)對於全球化的想法(見In Praise of Cheap Labor:Bad Jobs at Bad Wages Are Better than No Jobs at All),要是把議題轉為最低工資,第三世界工人換成缺少工作經驗、年老體弱或現時收取最低工資以下的工作,實在並無不可。

改革開放之初,曾有資本家剝削勞工之論,某領導人曾經表示,對於廣大陷於貧困的中國人民而言,有剝削勝於連被剝削的機會都沒有(見張家敏的《建國以來1949-1997》),可謂與克魯曼不謀而合。

順帶一提,克魯曼固然支持財富再分配和強調政府監管市場、調控經濟的能力,但這些有事無事把克魯曼掛在嘴邊的「評論人」(或「文化人」﹖),還是應該首先老老實實的讀書,才決定克魯曼是不是他們這杯茶。

運輸署剃消委會眼眉﹖

新界的士罷駛,堵塞機場的士站及北大嶼山公路。運輸署副署長葉麗清出席電台節目時指,相信今次堵塞事件的導火線,是運輸署安排在機場的士站派發的士新收費表,顯示市區的士長途車程收費較新界的士便宜。她承認署方忽略了新界的士司機的感受,並為此致歉。

現時消費者委員會日夜格價,經常高調暗示超市貴人一等,又豈有顧及超市感受﹖超市不乘勢罷市、遊行,以求消委會一聲道歉,更待何時﹖

2008年11月28日 星期五

甚麼﹖租務管制﹖

公民黨湯家驊最近在《星島日報》提到:

"自從特區政府於○三年廢除租務管制後,深水埗的牀位拜「自由市場」所賜,月租已高達一千元,另加水費、電費、按金等,令不少貧困人士望牀興歎。"

假如湯大狀說低下階層無可居之處,因而希望增加興建公屋或派發租金津貼,這樣湯大狀不過有著杜甫的「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悲天憫人情懷。湯大狀卻反而舉出租務管制大旗,難道大狀不知當年租務管制帶來的不是低廉租金,而是低廉的房屋供應不足﹖要是香港租務管制時日久遠,記憶漸舊,也可看看內地汽油價格管制之下,究竟是何景況。

小人之心,湯家驊或只因職業關係而對價格管制有特殊偏好。要是湯大狀由衷相信租務管制能夠幫助低下階層,則難道大狀是經濟盲乎﹖

2008年11月26日 星期三

《理性與感性》的事實與偏見—論智利經濟改革

梁文道在十一月六日《明報》的《理性與感性》一文中,提及智利的經濟改革。論經濟制度的優劣,難以如自然科學般在實驗室驗證,因此歷史經驗特別重要;正如中國的承包制、分產到戶等經濟改革措施,為研究產權轉變提供了寶貴的實證。可是梁文只以嘲諷「芝加哥男孩」為樂(這個沒有問題),斷章取義地論述智利的經濟改革(這個卻事關重大)。

梁文提到:

"這讓我想起1970年代初智利獨裁者皮諾切特發動血腥政變上台之後的故事。他起用了一群號稱「芝加哥男孩」的經濟學家,大力實行新自由主義的教條﹕私有化國企、放鬆金融監管、開放外資、降低補貼,當然還要大力削減政府開支。那群學者向他表示經濟的自然規律會發現它自己的平衡,通貨膨脹將迅速降低。兩年之後,智利的通貨膨脹卻達到了375%,幾乎是當年左翼執政時的兩倍。

……到了1982年,智利不只負債纍纍,通膨居高不下,失業率更衝到了30%(是左翼總統阿言德在位時的10倍)。如果智利當時沒有陷入更深的危境,那是因為皮諾切特的改革還不夠完全,沒聽佛利民和他弟子們的建議,將國營銅礦公司「克德可」(Codelco)私有化;這家公司為智利提供了85%的外匯儲備。

一直要到了1988年,佛利民訪問之後的13年,「芝加哥男孩」終於被甩到一邊之後,智利的經濟才總算穩定下來。"

梁文提到的數字大都正確,只是未有智利的經濟改革作出一個縱橫陳述。在智利推行經濟改革之前,屬於人民團結聯盟(Unidad Popular)的阿言德(Salvador Allende)於1970至1973年間執政,大力推行國有化、價格管制、提高關稅等措施。期間國家控制的企業接近500家,佔整個經濟產出的40%。在政府措施的刺激之下,經濟於初期確有不錯成果;經濟增長於71年達到8%,失業率則下降至約4%。可是,國有化帶來的高增長和低失業,很快便轉為政府和經濟的沉重負擔,政府財政赤字於73年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25%,而濫增貨幣供應以彌補財赤的做法亦使通脹高達500%。同一時間,智利經濟陷入衰退,國際儲備於幾年間流失超過80%,僅可支持不足一個月的入口所需。

隨後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發動軍事政變實施獨裁統治,同時推行經濟改革,包括進行私有化、取消價管補貼、降低關稅。私有化和嚴控政府開支使政府財政赤字大幅改善,兩年後回復財政盈餘。政府收支回復平衡,通脹亦得以隨之回落,最後在70年代末大致控制在30%左右;梁文所指改革初期通脹高達375%、及為1972年的2倍雖是事實,但未知(或未有提及)阿言德執政後期的通脹完全失控、超過500%。

當然,改革的確並非一帆風順。由於石油危機,全球經濟增長於74和75年大幅放緩,美國更加陷入衰退,智利同樣不能獨善其身。其後智利政府於79年實施與美元掛勾的固定匯率,因為所定滙率偏高引致貿易赤字持續惡化,最終在外資停止流入的情況下出現金融危機。另外,改革頭十年的失業率大致維持在雙位數字,的確難以和阿言德執政時期相比;可是不要忘記,阿言德執政時期的低失業率,是以嚴重財赤和濫發鈔票支持,根本不能長久維持。

隨著智利政府於85年容許貨幣貶值,出口因而大幅增長,智利經濟進入較為穩定增長的時期。其後即使皮諾切特於89年結束獨裁統治、艾爾文(Patricio Aylwin)當選總統,智利仍然繼續推行減低關稅等開放市場措施。其中發展並非簡單如梁文所言:「芝加哥男孩」終於被甩到一邊之後,智利的經濟才總算穩定下來。

只要研究過智利的經濟改革,便會瞭解智利的經濟改革、開放市場措施並非直線而行,期間或進或退,而改革期間實行的政策亦或有錯誤。經濟制度固有得失,惟應以擺事實、講道理方式討論,若然論者妄顧歷史的緃橫發展、只是因人廢言,對於討論只會有害無益。

2008年11月14日 星期五

布殊說次按

行將卸任的美國總統布殊,日前圍繞現時金融市場和世界經濟作了一次演講,難得的精采;未知是否人之將離(職),其言也善,正如現時樂得逍遙的馬時享前局長。蕭滿章兄找了幾處重點,而我最為留意的是這一段:

"History has shown that the greater threat to economic prosperity is not too little government involvement in the market, it is too much government involvement in the market. (Applause.) We saw this in the case of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Because these firms were chartered by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many believed they were backed by the full faith and credit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Investors put huge amounts of money into Fannie and Freddie, which they used to build up irresponsibly large portfolios of 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 And when the housing market declined, these securities, of course, plummeted in value. It took a taxpayer-funded rescue to keep Fannie and Freddie from collapsing in a way that would have devastated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And there is a clear lesson: Our aim should not be more government -- it should be smarter government."

而我,只想略加補充:

"If we are not sure whether we can have a smarter government, it is better to have a smaller goverment"

關於CDO

今天《信報》有一篇關於CDO,題為《都是Carry惹的禍》的文章,該文註二以簡單方法解釋CDO與賴帳相關性(Default Correlation)的關係,有助讀者了解CDO的特性。惟註二中有不少手民之誤,加上重溫昔日專業、一時技癢,故小析如下。

簡單而言,CDO(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s)是把一堆有信用(賴帳)風險的產品集合作為抵押品,然後分拆成為不同信用風險的組別的CDO — 如高級組別(Senior Tranche)和股權組別(Equity Tranche)。由於任何的賴帳損失均先由股權組別承擔,直至股權組別的本金全失,高級組別才會承受險,高級組別的信用風險因而較低。

以最簡化例子,發行商以2間相同信用質素、本金分別為1元的公司債券作押(即總押品為2元),然後發行1元的高級組別與1元的股權組別。假設抵押的公司債券的賴帳機會率(Default Probability)為2%、賴帳相關性為零。股權組別全無損失、亦即兩間公司均無賴帳的機會為(1-2%)x(1-2%)=96.04%,反過來說,股權出現損失的機會為(1-96.04%)=3.96%。由於高級組別只會在兩間公司同時賴帳才出現損失,所以機會率為(2%x2%)=0.04%,可見其風險之低。

可是,一旦公司間的賴帳相關性上升—即如極端至1,亦即2間公司要麼同時賴帳、要麼同時如期償債。高級組別出現損失的機會率立即由0.04%上升至2%,這樣當然影響組別價值;該文作者即以此為AIG死因。同一時間,股權組別出現損失的機會率也是2%,較賴帳相關性為零時的3.96%低,出現價格與較賴帳相關性背向的情況。

2008年11月5日 星期三

讀許寶強以知民粹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許寶強,最近於《明報》發表《告別「新自由主義」民粹》一文。閱畢此文,卻真有知民粹為何物之效。

文章開首以"屬於新凱恩斯學派,並公開批評佛利民(Milton Friedman)主張自由放任的通俗書寫有違學者誠信的克魯明(Paul Krugman),則獲諾貝爾獎的青睞",以證"自20世紀80年代以降無遠弗屆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教條,將不可避免地繼承其前身在20世紀30年代大衰退之後的命運,再一次步入黃昏"。不知道這個甚麼「新自由主義」教條會否步入黃昏,諾貝爾獎亦經常被人指為政治服務,但是至少在表面上,諾貝爾獎是以表揚學術成就、而非學者個人的甚麼主義;其中佛利民主要是以其貨幣理論克魯明則以其貿易研究而獲獎。把諾貝爾獎變成對得獎者所有想法的全盤認同,恐怕不當。

然後許寶強借《新自由主義簡史》(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的作者哈維之口,表示"當「新自由主義」的放任教條對列根或是戴卓爾夫人政府或英美的大企業不利時,它們絕對不會死守教義。因此,表面上高舉自由市場的政府,往往會推行一些與此相反的政策,例如在金融危機時不斷以納稅人的金錢「補鑊」,包括1987年美國政府花1,500億美元挽救當時的信貸危機,以及在1997/98年以35億美元為長期資本管理結帳,以至最近數以萬億美元計的全球救市"。對於政治不甚了解,但完全可以想像政客做事只以自身利益,正如香港的自由黨亦無非一個利益集團,本質與社民連無甚分別,只是代表的利益不同,這亦正是政府過分介入市場的危險。相反,真正支持市場主導經濟活動的人,其實由始至終對於以公帑挽救金融機構大為保留(即如Cato Institute)。順帶一提,當年長期資本是由紐約聯儲銀行協調,私人金融機構出資挽救,並非以公帑結帳。

再來許寶強指一些主張,即如"全民保險「很易爆煲」"只是"訴諸情緒",明顯是無視台灣的全民健康保險幾度面臨破產、各地全民退休保障陷入財困的事實。許寶強可以提出論據或觀點反駁,但只將之說成訴諸情緒則恐怕真的有點"訴諸情緒"

如是者,把即如能夠大幅降低電訊費用的「去規管化」冠以"強調劫貧濟富"是不佑所云;不知領匯能夠逆市加租涉及以往房會低租金洐生的嚴重「租上租」情況,而簡單把「私有化」後的加租視作壟斷能力,則是只知其末而不知其本。

民粹者,漠視世情複雜而簡化解決方法,當中無分主義。避免民粹,首重擺事實、講道理,若以許文論點告別"「新自由主義」民粹",豈非以民粹代民粹﹖

2008年11月2日 星期日

關於不同制度的競爭

無線電視播出《變革三十年》,審視自鄧小平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變化。以史為鏡,可知興衰,尤其在這人心思變之時。

節目首集以四代中國人的故事,說出人們對不同制度的觀感。其中開放後的一代提到,市場經濟無疑給予人們選擇的權力,但同時加重了人們的競爭壓力。這個想法,應該不只是少數人的感受。市場經濟,一事一物均從競爭而來。物品價高者得,化成消費者的金錢壓力;僱主要求多多,化成求職者的進修壓力。然而,競爭源於物稀,這個共產主義並無解決。

細想之下,共產主義以階級分配物資,因此物品好、職位好,攀關係、走後門的情況習以為常,競爭恐怕同樣劇烈。只是攀關係、走後門這些競爭,不易隨便宣之於口。相反,市場經濟把競爭規則、行為公開和表面化。或許如此,才有市場經濟增加競爭壓力的感受。

2008年11月1日 星期六

政府管制下無經濟周期﹖

金融海嘯以降,不少論者以「自由市場」為禍首,認為缺乏政府干預的市場必以危機為終。事實上,近年的亞洲金融風暴、科網泡沫,以至最近的金融海嘯,確實不脫泡沫、爆破(boom and burst)本色。直至現時為止,市場主導的經濟模式與經濟周期的循環起伏並存,證明這種經濟制度無法撫平經濟周期。問題在於,世上是否存在一種能夠使經濟免於起伏的制度﹖

Robert Skidelsky於《華盛頓郵報》及趙耀華教授於《明報》的評論有如下見解:


"凱恩斯提倡的學說認為政府應彈性調節稅收及公共開支,以遏抑通脹及阻止生產力下降。在1950至1975年期間這套政策行之有效,發達國家年經濟增長穩定地維持於3.2%,沒有泡沫循環,通脹溫和,企業管理人也沒有拿天文數字薪酬福利。接着鼓吹解放市場、撤去監管的全球化支持者奪過世界經濟的主導地位,結果1920年代的泡沫循環又再出現。"

—《凱恩斯預視了什麼》,Robert Skidelsky,全文在此


"在1945年到1971年全球金融還沒有自由化這段時期,發展中國家沒有出現過銀行危機,雖然出現過16次貨幣危機和一次「雙重危機」(即銀行危機和貨幣危機同時發生);在1973年到1997年,卻總共出現了17次銀行危機、57次貨幣危機和21次雙重危機。"

— 《反思市場原教旨主義》,趙耀華,全文在此



言則,在政府管制或凱恩斯主義時期,世上本無事,經濟既無泡沬、也無危機,四平八穩地增長。可是,凱恩斯主義後來卻又被"撤去監管的全球化支持者奪過世界經濟的主導地位",是何道理﹖

擺事實、講道理。根據美國的實質經濟增長率,按照Robert Skidelsky所述年期劃分,「凱恩斯時期」(1950至1975年)與「市場主導時期」(1976年至2007年)的平均增長年率分別為3.8%和3.1%,而兩者的增長波幅則分別為2.8%和1.8%。當然,不能因而得出「市場主導時期」的經濟增長穩定性尤勝「凱恩斯時期」,這個需要進一步的分析(即如structural break test)才能得知。無論如何,「凱恩斯時期」似乎並非如Robert Skidelsky所言的"沒有泡沫循環"。

再進一步,以penn world table為本,無論以原有的188個國家資料、還是只以有齊全資料的67個國家分析;以Robert Skidelsky的1975年、還是趙耀華教授的1971年作界,同樣無法得出「凱恩斯時期」或是「金融管制時期」的經濟穩定性較強的結論。
趙耀華教授以「危機」的發生頻率論制度之優劣,也未免流於偏面。要是銀行全為國營(管制之極端也),以公帑無條件支持銀行,銀行表面固然鮮有危機;若然一國禁止資金自由進出、貨幣自由兌換,貨幣亦自無危機可言。然而,此等即如實行價格管制,可見的金錢價格無法變動,自無通脹可言。可是,禁絕表徵,問題無非於其他經濟環節反映。
面對經濟周期,「市場」確實無能為力,其中甚至或有失效。只是市場失效、政府也會失效,而政府集中失效較之於市場分散失效,結果恐怕猶有過之。選擇制度,非以無劣、而以劣少,別無他法(there is no alternative)耳。

2008年10月23日 星期四

香港次按之始﹖

工業總會名譽主席兼前自由黨立法會議員梁君彥表示,「銀行對中小企缺乏信心,收緊借貸,期望政府向銀行施壓,開放信貸」。

銀行在此風高浪急之時,重新檢視貸款組合、或有收緊風險較高者的借貸,正常不過。梁主席要求政府迫使銀行放寬信貸,莫非想效當年美國推行「社區再投資法」(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 ),強使銀行為不合資格者提供按揭,炮製次按之香港版本﹖

2008年10月14日 星期二

包底與全保

早前雷曼迷債爆煲,曾有政府包底、足本賠償迷債主之論,政府旋即表示納稅人不會接受以稅金彌補投資虧損。不出數天,政府卻宣布以外匯基金為所有存戶提供百分百保障。匯豐大額存款三個月定期利率不足一厘,東亞則高達三厘,存於匯豐或東亞無非衡量風險回報的投資決定。是故政府以公帑提供全保,跟以公帑為投資包底何異﹖

全保一出,東亞人龍再現定必不遠,卻是存款而非提款。政府因何厚東亞存戶而輕雷曼迷債主﹖

後記(十月十七日):
以為全保一出、東亞受惠,實在「很傻很天真」—因為市場找來了息率更高的財務公司。全保問題何在﹖未敢越俎代庖,就由任總說好了

Paul Krugman

早在兩年之前便已道聽塗說,諾貝爾經濟學獎將會落入研究國際貿易的經濟學家手中,想不到今年終於由克魯明(Paul Krugman)實現

可惜的是,其師父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卻未能共享殊榮。巴格沃蒂大力提倡自由貿易,相信對克魯明影響不少。除克魯明外,巴格沃蒂一門多傑,包括研究國際貿易的費尼斯達 (Robert C. Feenstra)和國際金融的奧伯斯法爾德(Maurice Obstfeld)。解釋貨幣危機的理論,更是以克魯明的財政基礎理論為始,繼由奧伯斯法爾德的自我實現理論發揚光大。

克魯明對於美國次按風暴的理解,可在蕭滿章兄一看。

2008年8月28日 星期四

差價不是高價

蘋果日報發現部分快餐店,各區定價不同。中文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關焯照表示,各區定價不同是「賺到盡 的不公道經 營手法 」,鼓勵消費者「光顧劃一售價快餐店 」 。

撇開各區成本差異不提,同一產品服務定價不同通常理解為價格分歧(price discrimination)。價格分歧因應消費者需求彈性而定價,其中有高有低,形成差價。價格分歧的確有助生產商增加利潤,然而價格有高有低,部分消費者付出較高的價格,另外一些消費者卻因其需求彈性,享受較劃一定價下為低旳價格。劃一價格,不代表這個價格就會劃一到價格分歧下這個較低的價格。

關教授對各區定價不同尚且如此不滿,又何不首先挺身要求取消各快餐店的學生優惠、劃一價格﹖

2008年8月20日 星期三

輕鬆論教育

輕鬆風趣,但是對於教育制度發展的不同看法,或許指出了根本原因。

請看這裡

2008年8月19日 星期二

油價的溫故知新

油公司被指壟斷、謀取暴利、加快減慢已經不是新聞,選舉時期自然更甚。其實政府於2006年曾經公布香港的《 車用燃油零售市場研究報告》,內有不少有用資料。

報告中曾經比較零售價跟入口價的走勢(圖十九),分析加快減慢的指控,結果數據顯示指控不實。至於謀取暴利,香港的油公司利潤相較其他市場確實不低;燃油在十三個地區排行第三、柴油則是十二個地區排行第五。

可是,比較利潤金額其實意義不大。同是十元利潤,投資三百元的回報只是聊勝存款。相反,投資十元則是「刀仔鋸大樹」,暴利是也。報告雖有提及以售價作基準的利潤率(margin),但一般市民較難從些得出利潤的合理性。

某程度上,成本代表投入資本,因此以成本計算的利潤率(mark-up),應該較易理解為生產商的回報率。若以表十二、表十三中的產品成本、地價和稅項(香港的燃油稅須預繳,其他地區雖不得以知,但加上只會使其他地區的比率更為保守)視為投入資本,則香港油公司的回報率在燃油、柴油市場只為第六。

油公司賺取暴利乎﹖或許,但不會是從這些數據。


燃油市場







柴油市場

2008年8月11日 星期一

中國經濟制度的題外話

對於張五常教授的《中國的經濟制度》,仍在反覆沉思。思考方向主要有兩點,其一是相較於早已以資產界定權利的國家,地區競爭制度為甚麼在權利結構從以等級轉為以資產界定時特別重要。其二是地區競爭制度在創造中國經濟奇蹟的同時,是否同時存在阻礙中國經濟發展的特性。

上述兩者未有結論,不妨先分享近日閱讀中國近代史所得。

包產到戶作為中國經濟改革的開始,卻原來並非由政府倡議。七八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央仍然指出不許包產到戶,但同年部分地區的災情,卻迫使部分地方的農民及幹部,自行「發明」了包產到戶的制度。

地區競爭制度有賴中央下放權力。這種安排最早見於五八年,中央把國企、計劃經濟管理、基建審批等權力下放地方。只是中國此後屢生政治風波,不時反左反右,於是地方權力收收放放,未能貫徹推行。

有關題目也在這裡

2008年8月8日 星期五

優惠有罪﹖

中石化為慶祝奧運而提供油價折扣,中大經濟系關焯照教授指,有關折扣優惠反映油公司存在減價空間。

油公司的確可能存在減價空間,但以一間公司的短暫折扣優惠,又怎可推論整個行業存在減價空間﹖希望只是報章斷章取義。

2008年8月7日 星期四

消委會超越《競爭法》

消委會完成活豬價格研究報告,簡言而之,結果就是「發現不到任何限制手法或濫用市場力量,阻礙活豬行業競爭環境的直接證據」。

奇怪的是,新聞稿一處特別提到「儘管平均批發價已由三月開始回落9%,豬肉的零售價仍持續維持在高水平」,而報章題目更加老實不客氣的變成「消委會指豬肉(按:豬價乎?)有下調空間」。

今年活豬批發與零售之差價為25元,雖是歷史新高(Figure 1.1, Figure 2.4),但若以毛利率計之,則其實多年(包括今年頭5個月)皆徘徊於57%與64%之間(01至06期間從64%下降至57%,其後於07年回升)。

最重要的是,活豬市場既無反競爭行為,零售層面更是開放,消委會卻又仍然可以單憑行業的產品售價及成本,對價格指手劃腳。言則只需將消委會升格為「價格指導委員會」,直接以麵粉價格「指導」麵包售價、建材價格「指導」樓房售價、衣食住行支出「指導」員工薪酬等,即何用為《競爭法》大費周章﹖

2008年8月1日 星期五

《蝙蝠俠》的博弈

電影《蝙蝠俠—黑夜之神》(The Dark Knight)中,小丑誘使兩船互炸的佈局,引發不少關於博弈理論的討論,從博士生Michael A. Allen、到《明報》沈旭暉、到報》畢老林

博弈理論中最為著名的是「囚徒兩難」(Prisoner's Dilemma),因為「囚徒兩難」指出,個人私利與缺乏互信會使博弈雙方,無法達致一個對雙方都更為有利的結局,因而突出了人類自私和缺乏互相信任的悲哀。

根據小丑的佈局,要是最終兩船均無按鈕,小丑會將兩船炸毀。由是觀之,佈局並非「囚徒兩難」。因為即使兩船能夠互相溝通及絕對信任,不見得便能找出一個對雙方都更好的結局(詳見Michael A. Allen文章的圖一);兩船因雙雙按鈕而炸毀,而不是互不按鈕等待小丑出手,也不見得就可以反映人性醜惡。

要是小丑真的希望設局對人性嘲諷一番,或許他應該給互不按鈕的雙方一線生機—例如到時會以擲銀決定是否同炸兩船。這樣至少在兩船互炸之時,小丑可以其招牌笑聲對蝙蝠俠說:「你看這些自私的人,連最後的一線生機也不要了。」

2008年7月23日 星期三

最低工資還市場真正自由﹖

公共專業聯盟副主席梁繼昌先生在《信報》撰文,說香港的低技術勞動市場(例如清潔或保安服務的勞務提供者)「已非一個自由市場」,最低工資「正好把飽受干擾的市場機制重新納入正軌」云云。可是,梁先生所提低技術勞動市場「自由市場的機制已名存實亡」的論據,謬誤處處,實在不得不提。


"第一、勞務提供者願意以低於合理的市場價格提供低技術勞務。這個看似非理性的選擇實則可能是基於兩種原因。本地勞務提供者與新移民對合理勞動價格的期望是不一致的。後者的期望一般來說比前者低,而在成本為主要因素的前提下(假設兩者的工作質素相若),後者獲得僱用的機會是比較高的……由於香港的勞務市場不斷有新勞動人口從外地加入,正受僱者亦無多大籌碼向僱主要求重新訂立合理的勞務市場價格。"

"其次,傳統經濟教科書的假設是當勞動者不接受低於合理市場價格的工資時,他們的另外的唯一選擇是「逸樂」(leisure)……在傾斜都會發展布局底下,逛商場、吃喝、消費似乎已成為香港「逸樂」模式的代名詞。要成本的「逸樂」亦直接令勞務供應者甘於去接受低於合理市場水平的工資……"

整體而言,兩個論點只是指出了低技術勞工市場的供應因為各種原因而增加。需求不變,供應增加的後果是價格下降,但這與「低於合理」沾不上邊。正確來說,是這些因素把「合理」(要是合理可以理解為均衡的話)價格降低了,而不是使其「低於合理」價格。

更令人擔憂的是,文章既指新移民要求工資較低,因而獲得僱用機會較高,這樣設立最低工資明顯便會削弱新移民的就業機會。以此論點支持最低工資,無疑是明目張膽地把最低工資作為打擊新移民就業機會的工具,而這絕非香港之福。

"在現今互聯網的年代,僱主所擁有的似乎是完全的市場資訊,當某個僱主了解到其他僱主願意付出的工資價格後,他是沒有誘因去把工資無故提高的。"

這點蕭滿章兄己經說過。簡單而言,資訊協助市場定價,更快的資訊流通是使市場價格更加「合理」,而非「低於合理」。

雖然文章內左一句市場、右一句市場,但從內容所見,幾乎可以肯定,作者實不知市場為何物。

2008年7月21日 星期一

教科書價的猜想

教科書年年加價,雖說紙張成本上升,但書商改版頻頻,因而亦有謀取暴利之聲

假設(假設而已)書商謀取「暴利」屬實,租值何來便是有趣課題。雖然教育局對於教科書有所謂「適用書目」的評審,但這個安排既無強制學校用書、又無嚴限參與書商的資格,對限制競爭成效有限。如此說來,「暴利」應非書商的壟斷租值。

相反,學校多為學生提供書單,教學亦為書單教科書度身訂造,其實是捆綁銷售。在iPhone的分析中,說過捆綁銷售只能將壟斷租值轉移而非增加,故捆綁銷售為伸延壟斷之說成疑。可是,要是其中一物受價格管制便另當別論(詳看張五常教授的《經濟解釋》卷二第八章第六節)。

假如政府在一個偏遠的辦公室大樓,授予一間飯堂獨家經營的權利(方圓百里亦無其他食肆),條件是其價格須受政府管制(法定壟斷跟價管多是雙生兒)。要是飯堂只可出售食物,價管亦只管食物,飯堂跟某間飲品公司合作,推出套餐(即捆綁銷售)的機會很大。原因在於,飯堂希望透過捆綁銷售,將壟斷伸延至飲品,透過提高飲品售價收回其在食物價格管制下消散的壟斷租值。飯堂飲品昂貴,並非由於整體市場中的飲品公司競爭不夠,得益者更非飲品公司。

香港學校某程度上是法定壟斷,但學費受政府管制,正如上例的飯堂。由此可見,書價昂貴,很有可能是學校以書單限制校內教科書的競爭,以便透過書商的捐款贈品收回學校因學費管制而消散的壟斷租值。書商改版頻頻,學校唯命是從,也只不過是減低二手書競爭的虛招

要是教科書年年加價源於學校壟斷,這些甚麼電子書、「格價」委員會、引入中小書商的建議,明顯是捉錯用神。

2008年7月12日 星期六

「專家」 vs 市場

正當「專家」質疑iPhone 3G的「捆綁銷售」是否削弱競爭,極欲立《競爭法》研究調查之時,市場已經給予答案。

今天東方頭條:網絡商箍客爆割喉戰

2008年7月11日 星期五

「捆綁銷售」與價格安排

最近為報章寫的兩篇文章都關於iPhone,原因不只在於iPhone的「捆綁銷售」是否削弱競爭需要釐清,更由於iPhone的「捆綁銷售」可能與價格安排有關,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案例。報章撰文有其限制,對於經濟分析有時只能輕輕帶過,因此希望在此說得明白。

說iPhone前,先說一件在三十年代關於國際商業機器(IBM)的反壟斷案,詳細可看張五常教授的《經濟解釋》卷二第八章第二節。舊時的電腦,不如現在方便,運算時需要使用一種紙卡(punch card),運算多則紙卡用量也多。IBM要求其電腦用戶必須使用其供應的紙卡,因而引起IBM把電腦的壟斷地位伸延至紙卡的指控。

事實卻是,在未有計量器(meter,現時常用於商業影印機)的年代,紙卡變相成為量度電腦用量的工量,而IBM的做法,其實是把電腦的價格安排由月租轉變成多用多付。IBM可以放棄要求用戶必須使用其供應的紙卡,然後以一個固定月租出租電腦給所有租客。相反,IBM可以完全免租機費,然後要求用戶必須使用其供應的紙卡,把電腦的租金「放進」紙卡當中,電腦的租金因而變成按用戶的使用量收取。

明眼人應該不難看出,蘋果把iPhone與電訊服務「捆綁」,然後與電訊服務公司按iPhone用戶的電訊服務收入分成的安排中,iPhone就是電腦,而電訊服務就是紙卡。手機不再以一部定價,而是按不同用戶使用手機的用量定價。

使用何種價格安排視乎不同安排的交易費用,也視乎隨不同安排而來的得益。需要留意的是,假如IBM認為電腦的使用量很高、或是蘋果認為iPhone會提高用戶的電訊服務的使用量,IBM和蘋果只要直接提高電腦和iPhone的價格便可,iPhone的高價可由電訊服務公司補貼。

因此,使IBM和蘋果傾向使用按用量定價的因素,不是用戶對產品的使用量高,而是用戶對產品的使用量差異很大。若然IBM和蘋果使用固定價格,價低則不能從高用量的用戶獲利,價高則趕走低用量用戶。這點,似乎跟市場上用戶對iPhone的評價甚為符合,部分人固然打算用盡iPhone的各種功能,部分人卻只視之為潮流飾物。

還有一點,就是分成協議談判的交易費用較高,因而使蘋果較為傾向只與一間電訊公司合作—亦即獨家銷售其實因為分成安排而起。

2008年7月7日 星期一

笑談《競爭法》

《明報》於上周三同日刊登兩位教授支持《競爭法》的文章。城市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顧敏康,認為iPhone在港的綑綁銷售損害消費者,應以《競爭法》禁止;嶺南大學經濟系教授林平,則提議《競爭法》應對合併加以監管。

顧文指「和記電訊在官方市場上佔據絕對的壟斷地位,因為其他營運商是沒有iPhone銷售權的」。可是如此說來,這些獨家代理入口的公司、特許經營的食店,豈不統統擁有壟斷地位﹖說過美心六寶飯的綑綁銷售會違反《競爭法》,只是戲言,想不到顧教授甚為認同。

事實是,即使不同意美心叉燒與所有食品互有競爭(事實卻是),其壟斷地位總得以整個「燒味市場」考量。顧教授可能對iPhone情有獨鍾,但總不能以之獨成一個市場。可況,綑綁銷售根本不代表反競爭

相對法學院的顧教授,經濟系的林教授似乎更糟。林文指出:

"筆者認為,香港至少應該對「雙頭壟斷」變為壟斷的那些合併進行監管。如果現在市場上僅有的兩家競爭性企業決定合併,合併後市場上只有一家企業,市場競爭完全消失,怎可以說這種合併會促進競爭?"

首先,說市場只得一家企業便沒有競爭是完全錯誤。第一,世上大部分物品既或多或少有其獨定性,也或多或少有其替代性;以林教授的超市例子,即使二間超市合而為一,不要忘記還有消委會推舉崇備至的士多辦館、便利店、個人護理店。第二,競爭不只來自現存市場競爭,潛在競爭有時更具威力;林教授貴為一系之主,應深明其位之爭不只來自同系教授。

"再細小的經濟體(或行業),也應該有足夠的空間允許兩家企業互相競爭,否則這一經濟體就不是市場經濟了。"

這個論點不單不知有何經濟論據,更違反邏輯,可謂自相予盾。既然「再細小的經濟體,也應該有足夠的空間允許兩家企業互相競爭」,即假如把香港分成港島、九龍、新界,每地仍有「足夠空間允許兩家企業互相競爭」。然後,再把各地分區、各區分點、一直分至「再細小的經濟體」,仍然應該有「足夠空間允許兩家企業互相競爭」。

因此,林教授的說法,是任何經濟體,其實都應該有足夠的空間允許無數企業競爭,「否則這一經濟體就不是市場經濟了」。如此,只怕世上實無「林氏市場經濟」。

共同願望

"政府真有一天,在這樣民粹的氛圍下,包攬整個社會的責任,難道就真能安居樂業﹖那時政府之手會愈伸愈大,大過由其合資的迪士尼樂園,大政府會生出計多公營機構,由納稅人埋單。

甚麼都怪政府,伸手問政府,靠政府,有如引狼入室,更污煙瘴氣到面目模糊,視野失衡……

請保祐我們不會向反智的民粹治港的路上走下去,讓公平合理的價值觀面臨滅絕。"

這些話出自林夕,在U Magazine的專欄。

2008年6月30日 星期一

高斯理論與嘉美雞直銷

政府為減低禽流感風險,要求零售雞檔「日日清雞」。包括「嘉美雞」在內的本地雞農,表示考慮收購零售雞牌,以「一條龍」方式賣雞。

這種收購,其實可以高斯理論解釋。高斯理論指出,界外效應(externalities)可經由諸如收購合併的方法內部化(internalization)解決。政府要求雞檔「日日清雞」,無非認為活雞過夜會增加禽流感風險,威脅市民健康。由此觀之,「日日清雞」的額外成本其實本來就是雞檔的界外成本(negative externalities)。可是,假如雞檔的收入是$100、成本是$70、「日日清雞」的成本是$40,雞檔只有關門大吉。

不過,由於需要牌照才能零售活雞,於是雞檔的存在同時對雞農存在界外效益(positive externalities)。只要有足夠大的界外效益(假如雞檔交回牌照,雞農便無法出售活雞,這個界外效益應該是出售活雞與冰鮮雞的盈利差額),例如收入是$50(同時也是雞檔部分成本)、成本是$10,本地雞農便會收購雞牌以減少損失(即總盈利是$30)。

根據這個想法,政府在嘗試以賠償「解決」零售活雞業時,也應該致力減低雞農、雞檔合併之間的交易費用,甚至將有關活動推至內地,這樣對社會更加有利。

2008年6月26日 星期四

信不信由你

"我是自由市場的信徒,但我經常和我的同事講笑:香港的經濟制度是資本主義,但教育制度是共產主義。"

"……我曾經想在大學資助上實施(學券)……我當時沒有認真跟進這個想法,因為除非政府傻了,不則一定不會做;而萬一真的去做,我一定會是第一個一命嗚呼下台的局長"

以上兩句來自為官十二年的王永平的新書《平心直說》,信不信由你。

2008年6月24日 星期二

《中國的經濟制度》

張五常教授的最新大作《中國的經濟制度》,現逢周二、周四於《信報》刊登。上星期的兩篇主要是引言背景,今個星期則漸入戲肉。

"……資源使用的競爭一定要受到約束,人類才可以生存,因為沒有約束的競爭必然帶來的租值消散,會滅絕人類。"

這裡有更多。

Yeung Wai Hong fights against Competition Law at WSJ

"Hong Kong can use more competition – by ending government-sponsored monopolies like the Stock Exchange and the Jockey Club."

More here.

2008年6月23日 星期一

林本利打錯算盤﹖

剛過的『城市論壇』 ,林本利教授提及減油稅未必惠及運輸業,並以當年政府提供的超低硫柴油稅務優惠,並無反映在零售價上支持論點,潛台詞當然是油公司壟斷市場、對油價上下其手。

同場的業界代表蔣志偉先生卻表示,當年超低硫柴油跟普通柴油的售價並未完全反映稅務優惠,源於超低硫柴油當時須由歐洲入口,是故運費蠶食稅務優惠。這個理由來自油公司的「對頭人」,可信性應當甚高。

林本利教授雖支持為《競爭法》立法,但分析從來以事論事,今次打錯算盤,可見了解各行各業的各種行為並非易事。當然,市民可以寄望將來的甚麼委員,能夠準確掌握各種經濟活動的運作,並公正地作出判決。即便如此,各經濟個體時刻須為各種似是而非的現象,面對官員入屋調查,社會成本非輕。

2008年6月20日 星期五

「計劃教育」與「市場教育」

教育與經濟,常被認為是風馬牛不相及,因此對於教育的經濟分析通常不被認同。程介明教授在《信報》專欄以《與私校共舞!》為題的一文,卻難得對「計劃教育」與「市場教育」有準確的陳述。

"首先,由於是市場產生的,就不是按計劃、按確定的要求而出現,成立的社區學院就一定是良莠不齊。期望市場產生的學院像公帑建立的學校一樣齊整,是不切實際的。"

中央計劃的結果永遠是劃一齊整,這部分是計劃的目的、部分是中央單位訊息成本過高下所必須的行政方便。市場是對供求的摸索,「不齊整」很大程度是市場各人需求有異。可是,單以齊整而認為「計劃」勝於「市場」是錯誤的,因為「計劃」出來的表面齊整,往往隱藏著因訊息成本過高而產生的浪費。

"其次,市場產生的院校,素質的提高在乎市場的優勝劣敗。現在的社區學院,有些學生很多,有些瀕臨倒閉,正是市場在發揮作用。從整個體系來說,這是正常的,也是健康的。"


市場的目的就是競爭,競爭自然會出現重覆建設與勝負,而有勝有負正是推動供應方不斷改進之源。因此,不應以市場上出現過多供應、淘汰,便以為市場失效;正如程文所說,這不單是正常的,更加是健康的。

看一看程文內容,不難看出「計劃教育」就是計劃經濟,而「市場教育」也是市場經濟。孰優孰劣,還須多言﹖

2008年6月18日 星期三

強制醫保是加稅

今天《經濟日報》的《中產階級心聲》一欄,有讀者來稿指強制醫保不是加稅,大意是因為加稅是財富再分配、以富人補貼窮人,強制醫保則是健康人士補貼病人。該讀者所提內容全對,只是不夠全面,結論卻是全錯。

以稅收提供公營醫療,的確是以富人補貼窮人,但同時也是健康人士補貼病人;試問,無病無痛的納稅人,又如何享受這個財富再分配﹖因此,健康人士補貼病人一項,加稅與強制醫保相同。重點在於,以現時香港稅制,加稅是累進稅,劃一保費的強制醫保卻是類似人頭稅的累退稅。

強制醫保是加稅,只是稅種不同。

減稅不是補貼

由於油價高企,運輸業界要求政府減免柴油稅。莫論支持與否,不少評論均以減免柴油稅為對運輸業界的補貼,其中中大財務碩士課程主任蘇偉文接受《經濟日報》訪問時指:

"若運輸業因油價上升有苦況要求減油稅,餐飲業可能因租金貴,要求政府在租金上補貼,或者市民覺得送菜貴又要求送菜補貼,結果令香港的經濟自由被扭曲。"

雖然從政府收支的角度分析,減稅與補貼對政府收入影響雷同,可是兩者的經濟分析卻完全是兩回事;補貼(或加稅)有損社會效益,減稅(或減補貼)卻是有助資源有效運用。

正因如此,張五常教授才會說中國的出口退稅不是補貼

2008年6月17日 星期二

油價與反競爭行為

支持競爭法者,常以油價的「前後腳升降」為操縱價格的證據。然而,油價趨同,其實可能是市場結構下的競爭結果而非反競爭行為。

"Consider four gasoline stations on the four coners of a busy intersection......Any firm that fails to matach a price cut initiated by one of the other firms, or that increases its own price, will immediately lose many sales. As a result any firm that is thinking about cutting its price below that of the others can confidently predict that the cut will be immediately matached. The cut will not generate very much new business but will maintain maket shares at a lower price. Furthermore, gasoline is a fungible product......In such setting it would be counterproductive to find that the firms acted unlawfully just because they matched prices. They may have little choice except to match." - The Antitrust Enterprise by Herbert Hovenkamp

究竟香港立法之日,是否有足夠經濟專才分清糾纏不清的競爭與反競爭行為﹖

2008年6月14日 星期六

活雞過夜的經濟考量

禽流感重現,政府再次殺雞,同時考慮要求雞販不留活雞過夜。對於政府的要求,業界以成本問題反對。欠缺公共衛生的專業知識,但認為政府不妨從經濟因素方面出發,讓業界自行決定是否容許活雞過夜。

現時政府並無強制雞販不留活雞過夜,一旦發現禽流感,則由政府殺雞並賠償雞販。日後假如政府要求雞販不留活雞過夜,相關成本便由雞販承擔。由此可見,有關要求實際上是把防止禽流感的成本從政府轉移至雞販,雞販反對完全不難理解。

有關要求其實可以由強制轉成選擇,即雞販可以自行決定是否保留活雞過夜(當然需要某形式的登記),但日後禽流感再現、需要殺雞之時,保留活雞過夜的雞販將不獲任何賠償。這樣一方面可以增加雞販贊成不留活雞過夜的誘因,另一方面也促使決定保留活雞過夜的雞販,更加注重場地清潔衛生,減少發生禽流感的機會。

2008年6月11日 星期三

西九「打死狗講價」

練乙錚連續兩天在《信報》撰文,批評西九工程開支的財務評估中,百分之二的通脹假設不設實際。假設的根據,本地的數據只用一年,長期的數據卻是來自外國。

相比工程造價屬於一次性項目,其實西九長期營運的可持續性更形重要。政府「估計」西九文化藝術設施五十年累積的六十多億虧蝕,可由區內餐飲娛樂租金彌補,但是其中詳細分析欠奉(或如通脹假設「嚴加收藏」也未可知)。虧蝕與租金估算只要有毫釐之差,則西九的財務可持續性結論不止於千里。

玩弄數字,所為何事﹖無非以低開支取得支持,工程上馬後「打死狗講價」而已。

2008年6月9日 星期一

趣聞與委託定價

油價飛升,消息指部分航空公司考慮機票按乘客體重收費,未知孰真孰假。

機票按人頭收費行之已久,部分人或感如此提議稀奇古怪。可是根據張五常教授的委託定價,人頭其實是一人各種特質(高矮肥瘦)的委託。航空公司提供服務大部分與人頭數目有關,故人頭乃成機票收費之委託。現今油價飛升,飛機負重的額外成本高於量度乘客體重的額外成本,體重因而成為人頭之外的委託。

行為隨限而變。

2008年6月5日 星期四

以競爭法扶助中小企﹖

匯賢智庫在《經濟日報》發表文章支持《競爭法》立法,當中提及:

"在香港這個面積細小、人口集中的城市,不少行業是很難容許太多企業參與競爭的。所以我們現在看到很多行業,例如食品供應、超級市場、公共交通、電訊市場等,都由一至數間企業主導了市場。要在這些行業上引入競爭,就需要在行政和立法方面對市場作出重大的干預。"

"另一方面,我認為整個競爭法的目的是要扶助中小型企業。"

作者似乎對於壟斷形成一無所知,公共交通及食品供應(作者應指活豬牛﹖)本來就是政府(本地或內地)政策保護下的壟斷,引入競爭關鍵在於開放市場,制定《競爭法》基本上可以肯定無助打破壟斷。

另外,不同學派雖然對於《競爭法》的優劣及設計有所分歧(而且是很大的分歧),但偏偏就是對於《競爭法》不應以「扶助中小型企業」為目的最有共識。試想,《競爭法》若不以增加效率為本,而強行扶助特定企業,或是強行為「很難容許太多企業參與競爭」的市場增加名目上的競爭者,於社會、消費者有何益處﹖

"However, artificially helping small firms to survive when they are not operating at an efficient scale of production is in contrast with economic welfare objectives, Indeed, this would encourages inefficient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would contribute to keep high prices in the economy" - Competitio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by Massimo Motta

2008年6月4日 星期三

匯率與通脹

"金管局的研究顯示,影響香港通脹的一個更重要的因素其實是單位勞動成本,而不是受匯率及進口市場的通脹所影響的進口價格。" - 金管局總裁任志剛, 觀點, 2008月4月3日

"The downward pressures on the dollar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unwelcome rise in import prices and consumer price inflation. We are attentive to the implications of changes in the value of the dollar for inflation and inflation expectations ......" - Ben Bernanke, Fed chairman, 02-06-2008


談及匯率對通脹影響的時候,應該緊記匯率只是貨幣政策的表徵,其與通脹的關係,也因而不能簡單直述。匯率下降不一定引致通脹,而過度寬鬆貨幣政府引致的通脹,也不一定透過匯率及進口價格傳導。試想,假如全世界的國家同時增發一倍鈔票,而某國絲毫無從他國入口,即某國匯率不變而進口價格無關重要,但某國通脹卻為必然。


"Inflation is always and everywhere a monetary phenomenon." - Milton Friedman, 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7-1960, 1963

2008年5月29日 星期四

誤會

前文提及關於中國銀監會要求銀行對災區債務撇帳,根據多份報章報導,均指是減輕災民的債務負擔之舉(即不作追收),遂引以為分析。

感謝中國學人周克成來郵指出,銀監會用意應不在此。香港報章的報導,看來想其當然而已。

窩輪成交量與價格

多間輪商(認股證發行商)因為涉及虛假交易而被搜查,有關報導提及

"市場人士表示,由於一般散戶買賣窩輪,均以成交量為指標,成交量越大,越多散戶買賣。為吸引散戶,現時有窩輪發行商找街外證券行或個別人士協助製造交易,「將個場整旺」。 "

未知成交量與散戶參與率是否相關(很可能是,但「真正」散戶的參與率可能難作統計),但街貨量高(outstanding precentage)的窩輪,成交量確會增加其溢價。至少,我的研究發現如是。

2008年5月26日 星期一

競爭法的考量

"Antitrust is an economic, not a moral, enterprise. Nor is its goal compensation for competition's victims, albeit the competitive process produces many. Antitrust is a defensible enterprise only if intervention into the market is economically justified. That entails that the market be "bigger" in some sense as a result of intervention - whether "bigger" is measured by higher output, improved quality, lower prices, or more innnovation. Furthermore, the increase must be enough to justify the high cost of operating the antitrust machinery." - The Antitrust Enterprise by Herbert Hovenkamp

2008年5月25日 星期日

學者風範

林行止說過了、蕭滿章兄也說過了,詳細的可以看看李維特(Levitt)的

2008年5月24日 星期六

侵吞、抬價、免債

四川地震發生超過一周,救災以外,另有多則關於侵吞救災物資中央政府防止災區商戶抬價中國銀監會要求銀行對災區債務撇帳的報導。

侵吞救災物資是盜竊,於此時期更屬可恥,理應嚴懲。可是,災區物資短缺,應以積極增加供應為先,政府與善長捐獻以外,利用價格吸引全國物資流向災區亦為必要。如此一來,政府與善長在盡力保證貧者的需要以外,這些「唯利是圖」的商人亦可滿足一些財政能力較佳的災民旳需求。在政府與捐獻未能解決災民需要的情況下,禁止抬價完全無助平抑災區需求。

另外,中國銀監會要求,銀行對於借款人因四川地震造成巨大損失且不能獲得保險補償,或者以保險賠償、擔保追償後仍不能償還的債務,應認定為呆帳並及時予以核銷。安排的用意並非更準確評估銀行資產,而是減輕災民的債務負擔。當然明白在大災難之下,政府減輕災民負擔的用意甚好,但安排無可避免會減低中國地震保險的發展,甚至內地銀行對地震帶物業/民眾的貸款態度。

免債可害民,其實是孔子提出的

"魯國之法,魯人為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 《吕氏春秋》‧卷十六察微篇

受牛拯溺眾、拒金則無贖,孔子對於人性觀察應不下於史密斯。

2008年5月23日 星期五

家族管理與專業管理

新鴻基地產大股東兼管理層郭氏兄弟出現糾紛,長實主席李嘉誠表示家族管理好壞因人而異

行將接任林毅夫成為北京大學中国經濟研究中心(CCER)主任的周其仁教授,在其《真實世界的經濟學》曾經指出,自由市場企業制度下任人唯親還是唯才是用,其實是兩者管理效益的競爭結果,當中也需要考慮創業者對於自已家族中人與外部專才管理能力的訊息差異(知子莫如父乎﹖)。

古今中外,家族管理與非家族管理企業長期並存,或多或少驗證李主席的「家族管理好壞因人而異」推論。 而競爭之下,現存旳家族管理與非家族管理企業的效益應當相同。


2008年5月21日 星期三

《競爭法》的歪理﹖

王岸然先生於《信報》撰文論競爭法,其中指出

"號稱信奉自由經濟的人,卻說不應訂立維護自由競爭的法例,這本身就是先天性的矛盾。"

如果信奉自由經濟的人,對於以維護自由經濟、促進公平競爭(王岸然先生或許忘記了,這條是公平競爭法、不是自由競爭法)為名的法例,不加思索便加以支持,這些真的只是「號稱」信奉自由經濟的人。相信反對廿三條立法、質疑淫審條例之人,不全是想分裂國家或是淫穢之人吧﹖

文中又指

"法例原意固然是保護小企業的競爭空間,卻被說成會迫害他們,這是歪理論的表表者。既是中小企,By nature就根本沒有壟斷的能力,By nature就只可以做原告。"

似乎王岸然先生並未細讀咨詢文件,不知並非只是具有壟斷能力的企業或具有壟斷效果的行為才受監管,而是任何企業具有「嚴重削弱競爭的目的」的協議均為犯法;部分如操控價格等行為都會被假定為具有嚴重削弱競爭的目的。王岸然先生也許不知甚麼是unintended consequences.

對於曾淵滄先生的文章,他認為

"他(曾淵滄)說報販公會發通告要求販商要以報紙上的訂價賣報,不要自行減價,就是犯法;又說去年紥鐵工人聯會要求加薪而發動罷工,又是犯法。將工人的集體談判權與「操控價格」相提並論,不是無知而是有心張冠李戴。報販公會根本不是訂價者,又何來價格的「操縱」能力?「操縱」者只能是有實質控制價格能力的大財團,而不是為生計而提出卑微要求的人。"

原來集體談判權不是為求操控價格、表面上沒有定價能力的人提出的加價協議(或是卑微要求)就沒有削弱競爭的目的﹖如此說來,隨便找個甚麼研究組織定期卑微要求一下,繞過《競爭法》豈非「易過借火」﹖

2008年5月18日 星期日

保護主義‧干預‧糧價

糧價急升已非新聞,明報一則報導頗為有趣:

"根據世貿組織規定,日本每年必須從國外進口約77萬噸稻米,其中半數進口米來自美國,其餘主要來自泰國和越南。如果要把些庫存米賣到國外市場,日本必須先徵求進口國同意。由於日本是稻米自足的國家,為保護其國內稻農,日本都把這些進口稻米存放不用,等到品質惡化,才賣入日本市場當牲畜飼料。"

"......日本的龐大稻米盈餘暴露出世界大米市場,因重重的貿易限制,已造成嚴重的供求不均及浪費的現象。 "

保護主義固然有礙分工、促進生產,可是世貿的硬性入口規定,無助打破保護主義之餘,反而加劇供求失衡、推升糧價。揠苗助長,不可預期之後果乎﹖

2008年5月15日 星期四

方卓如的救災哲學

方卓如(即龔耀輝)為三十會在《信報》撰文支持最低工資,仍是低下階層水深火熱、最低工資「做了才算」的論調。其中一段以救災為喻:

"當一個地震災民,埋在瓦礫當中,呼天搶地,叫渴嗌痛,週遭的學者專家,一方面研究人體在缺水幾多日會邁向死亡,同時討論災民眾多,究竟應否分次序,先救老弱傷殘,還是年輕力壯;又或者因為政治正確,要將少數民族全面拯救,表示對保留他們的文化香燈,不遺餘力。講呀講,被壓在瓦礫的災民,都已經在一片專家討論研究聲中一命嗚呼。"

說過反對最低工資,不是基於甚麼倫理道德、意識形態,而是作用成效(甚至反效果)的問題。方卓如的救災哲學,大有為求加速挖掘,不顧後果使用重型機械之意,為了表面上「做了事」而置災民性命於不顧。

龔生以會計界別出戰立法會,當選之日,恐怕就是業界推行最高工時之時;龔生,原來無非是另一個譚香文。

2008年5月8日 星期四

紥鐵工潮與競爭法

新一輪的競爭法咨詢文件出台,內容愈趨模糊。細讀之下,有一疑問久未能解。

競爭法適用於企業,而企業泛指從事經濟活動的個人、公司或其他實體(建議23)。人生在世,無時無刻也在從事經濟活動,你我他恐怕均在其中。即使狹義而言,出售勞動力的芸芸勞工,肯定必屬其內。

另外,競爭法禁止具有嚴重削弱競爭的目的或效果的一致行動(建議24)。如此說來,則紥鐵工人集體罷工要求劃一加薪的行為,將來豈非違反競爭法﹖

還望馬局長有以教我。

2008年5月3日 星期六

林行止的自白

林行止先生早前於《信報》的一段自白,「寫了三十多年政經評論,筆者對過去理直氣壯地維護資本主義制度頗生悔意」,蕭滿章前輩處率先刊登了楊懷康先生的想法,其中一段最為發人深省:

"讀了海耶克 的《自由的憲章》才恍然大悟,蘭德的桃花源跟馬克思「各盡其能、各取所需」的 地上天堂一丘之貉而已;兩者的終極目標雖則南轅北轍 —— 在蘭德的理想國裡人 人自私自利而社會和諧富足,在社會主義的烏托邦則人人無私奉獻而一切天天向上 —— 可是其出發點則如一,那就是嚴復說的「強物情,就己意」;無論是蘭德或 馬克思都蔑視生活現實,追求他們的理想則必然不擇手段,踐踏扭曲人性,竊瀆人 的尊嚴。"

從來不是甚麼主義的信徒,主要相信的是價格分配(張五常教授所說的,「千規律,萬規律,經濟規律只一條」)及個人選擇;個人選擇,包括個人自願放棄部分選擇權利,公司的組成便為一例。

制度的選擇,從來不是追求烏托邦,只是在考慮交易費用之下,兩害取其輕;反對政府干預,主要也非認為市場可以得出一個完美無瑕的結果,而是不認為政府在相關方面有任何交易費用的優勢。

我們都浪費不少時間尋找餐廳,中央為各人安排特定用膳地方可以減少「浪費」。問題在於,政府如何得知各人喜好﹖掌握喜好的成本又是否較自行尋找所「浪費」的時間為少﹖

2008年5月1日 星期四

美心「港女」與公平競爭法

近日一段有關美心「港女」與燒味阿叔的事件,成為城中熱話。事緣一名女顧客光顧美心快餐,欲購一客墨魚飯,收銀告之墨魚飯不能單購,惟六寶飯則兼而有之。女顧客深感不滿,繼而投訴,得經理調停後得嘗所願。其後,女顧客因事與燒味廚師再生齟齬,女顧客忿而以手機錄下燒味阿叔,一心打算在網上揭露其「惡行」。誰知影片上載之後,反而引來不少人士對「港女」行為口誅筆伐。

少有留意網上新聞,遺憾未能一睹該片。只是深覺各個政黨未有以此事例,以公平競爭法替「港女」申冤,實在奇怪也哉。要知公平競爭法一旦落實,只有六寶飯而未有墨魚飯,明顯是干犯「綑綁銷售」之天條,「港女」只需輕按電話鍵盤,則美心上下無不懾服,根本毋須與幾個職員多生事端。

反對最低工資

電視節目剛以《一百萬人的故事》為主軸,帶出貧窮人士的苦況,這個題目肯定不受歡迎。只是眼看相關的一個論壇,參與者對香港的貧窮問題進行激情控訴過後,便欣然接受最低工資作為解決在職貧窮的良方,這種以激情包裝、跳過理性討論的發展實在使人憂心。

貧窮人士境況艱難,助貧解困之心人皆有之;問題在於,助貧解困是目標、最低工資為方法,應否助貧解困與最低工資能否助貧解困互不相干。以社會應該助貧解困支持實施最低工資,其實是偷換論題。

反對最低工資的原因簡單不過,便是就業市場逃不過需求定律,人為設定的最低工資,必然以減少就業機會作為調整。《信報》練乙錚先生的反證說得清楚明白,「試想,如果立法增加工資能增加就業(或者起碼不減少就業),則政府只需立幾個法,人民便可豐衣足食,既不愁失業,薪金又會增加,人民購買力加強,公司多賣貨,利潤上升,老闆發財,這一切都不費吹灰之力,可謂一步登上天堂」。

猶記得在《一百萬人的故事》中,一位老伯以賣蕉為生、生活貧苦。面對如斯境況,假如政府立法為老伯設定一個最低蕉價、限制老伯的賣蕉價格,這樣究竟是幫助、還是「趕絕」老伯﹖即使在論壇之中,其中一位任職家務助理的母親在訴說苦況時,也曾提及市民在通脹壓力之下,把僱用家務助理清潔家居的次數,由每星期一次減至每月一次。假如政府立法為家務助理設定最低工資、變相提高清潔家居的費用,又怎能不把市民僱用家務助理的次數再為減低、甚至棄之不用﹖

將最低工資的討論訴諸民粹,即如格林斯潘所說的「單式簿記」(single-entry bookkeeping)思維,難免會認為工資過低的解決方法便是人為地提高工資,忘記社會各種現象環環相扣,更高的工資終以減少的就業機會償還,而在最低工資的限制下,技能較低與年紀較大的僱員更是首當其衝。

利用市民對於現存貧困的激情,誘之以最低工資故事上半部的願景,卻不以理性討論打開故事下半部的結局,實在是不負責任的做法。

刊於5月1日蘋果日報論壇版

2008年4月23日 星期三

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

練乙錚先生在其專欄談及「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SACOM)」,因該組織最近發表了一份〈香港上市企業內地血汗工廠報告〉,直斥玖龍紙業為血汗工廠。

如練所言,「香港大專學生有支持正義、介入社會的傳統」,熱誠之心可敬、但不明現實社會之運作而以一己準則試圖改變世界則是可怕。去年該組織以迪士尼為目標,正當部分媒體大表讚揚之際,《星島日報》卻如下報導

"中大女生丘梓蕙去年調查指深圳多家生產迪士尼產品工廠,嚴重剝削工人利益,惟報告卻惹起軒然大波,其中一家被點名批評的深圳煌星廠,疑遭迪士尼取消定單,上月底執笠,八百工人臨近春節前失業,廠方與工人皆指責丘為工廠結業的「罪魁禍首」。丘表示理解工人心情,並強調永不言悔,但對於迪士尼的做法感到無奈。"

調查可以、失業可悲,但是面對本欲幫助人士的指控,只是輕輕表示永不言悔,才是可怕。

2008年4月22日 星期二

所見略同

消委會最近所作的調查,暗指超市謀取暴利之心路人皆見。週一之文剛以此為題,今日陳德廉亦於其經濟日報專欄提及此事,所見略同。其中兩點重要:

"分別把價格定於相同水平可以是激烈競爭帶來的後果,又亦可以是暗中合力把價格推高的後果。"

"消委會在報告中的暗藏假設是,貨品貴代表顧客受騙……但報告並沒有指出賣貴米那兩間超市離另外三間超市或雜貨舖有多遠……(差價可能)代表往返其他超市或雜貨舖的交通費。"

調查結果公布之後,利益團體摩拳擦掌、市民卻是反應冷淡。調查所得,市民未知能否得益,反而消委會即便老實不客氣的要求政府增撥資助、擴充其「物價隊」來了。

2008年4月15日 星期二

一語中的

《星島日報》報導陳坤耀對於副學士問題的意見:

"曾批評副學士政策有如大煉鋼的嶺南大學前校長陳坤耀指出,不少副學士以為畢業後,百分百即時銜接學位,政府推行廿二招改善副學位措施中,未有針對學生這個錯誤期望,難以徹底根治問題。他又警告,若當局未能確保私立大學的質素,只把副學士的認可問題拖延數年,浪費社會資源,呼籲院校減少自資銜接學位的學額。

陳坤耀昨接受訪問時表示,教育局推出第二階段專上教育界別檢討報告的措施中,如提供助學金及低息貸款等,對副學士生確有幫助,但未有針對學生持錯誤期望的問題癥結,「不少同學讀副學士,要即時銜接大學,還要快過正途取得學士和碩士學位。」

「有些副學士生的成績很好,應有第二次機會,但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他續稱,美國的社區學院只有約兩成畢業生直接升讀大學,他認為,以本港的情況,若有四至五成副學士畢業生,能直接升讀大學亦可接受。"


副學士問題主要來自錯誤預期(當然,借勢起哄的也不少;有學生聲稱因為讀書而負債纍纍、要求政府免債,實在不知是學費忽然上升,還是學生家道忽然中落),服務提供者固然可以誤導學生,但與其他各種課程相比,副學士出現如此大規模的錯誤預期,唯政府有如此能耐。

2008年4月10日 星期四

艾智仁與甘泉航空

甘泉航空開業年半結業,可謂「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其中或與經營策略有關。

艾智仁說過,運輸成本以量計,相對貨物的質素與價格而言,是為固定成本。價高則固定運輸成本所佔比例較少,因此國家傾向把高質高價貨物出口。

廉價航空所倚者,減服務以降成本,相對航程而言,服務成本較為固定。航程遠則用油成本增,固定的服務成本所佔比例亦少,因此長途的廉價航空所得相對價格優勢不大。把艾智仁的理論反轉過來,「少油短途」的航程才會有利廉價航空。

作過簡單調查,香港至英國的航程,廉價航空機票不過做到「正常航空」的六折;曼谷至新加坡的航程,則能達一成,可見相對價格優勢相去甚遠。

2008年4月7日 星期一

逐租的最佳示範

大量公共空間被「釋放」後,有團體立即舉行活動「宣示對公共空間的使用權」。這種活動,除了有助相關團體「揚名立萬」外,見不到對公眾使用公共空間有何作用。

公共產(common property),惟逐租(rent seeking)矣。衝突、使詐、被補,租值消散(dissipation of rent)也。

奇論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社會學陳純菁教授,在《信報》談及醫療改革時竟有如此奇論:

"將醫療支出轉嫁到個人身上而推行只由個人承擔供款的計劃不但欠缺公平,更有違道德。"

難道政府支出不是由個人承擔的﹖

2008年4月2日 星期三

資本主義應受道德約束

曹仁超先生在《信報》專欄以《資本主義應受道德約束》為題發表文章,其中談及:

"阿當史密斯1776年出版慨《原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被視為資本主義慨聖經;但早一步出版慨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卻鮮有人提及。資本主義如不受道德觀念限制,係十分可怕慨事。响西方,制衡資本主義慨背後有大憲法(constitution)及基督精神(christianity),亦即資本主義鼻祖阿當史密斯所講慨道德觀念。次按危機慨出現,就係因為西方國家忘記佐道德觀念,當人人忙於追求短期利益而背棄道德觀念時,便引發呢次金融市場瓦解!世界經濟正加快由實質(tangible)走向虛擬(intangible),大量衍生產品出現及大量金融產品,已非法例可以規限,今時今日更加需要慨就係道德觀念,一如十五世紀西方發展企業時所強調慨企業文化。例如《信報》一直強調「理性分析」,上述就係《信報》慨企業文化。面對政治、經濟、社會民情,《信報》都從理性一面去分析,從不煽情、激情或感情用事,因為此乃本報慨企業文化。資本主義源自西方,踏入二十一世紀,西方國家漸漸忘記道德觀念,形成危機一個接一個,有違阿當史密斯教導。"

道德較玄,其實文中以風險代之亦無不可。要使行為受風險(道德)約束,讓漠視風險(道德)者受到懲罰至為重要。問題在於,部分政府為求短期經濟穩定,一而再、再而三地挽救漠視風險(道德)者、使其免受懲罰,行為自然難以受風險(道德)約束。若然香港解決九七樓市崩圍的方法,是政府補貼利息支出、寬免樓按債務,今天的樓市肯定很「不道德」。

2008年3月24日 星期一

怪胎

一個「 關注團體」的調查顯示,接近三成的學生信賴補習社。「 關注團體」的主席張民炳如此說:

"政府投放大量育資源的學校,竟不如補習班這個「怪胎」取得應考學生的信賴,是個天大諷刺。"

政府收取稅金、卻造出市民不喜歡的大鍋飯,市民要再另行付鈔「 填肚」。如此制度的確生了一個「怪胎」,卻恐怕不是市民以真金白銀選擇的補習班。

2008年3月20日 星期四

駕車更環保

環保意念值得支持,但不得不承認,愈來愈多的環保建議顯得愈來愈粗疏、流於直觀。李維特 (Steven D. Levitt)提到幾個有趣的例子,甚堪反思。

相信經濟學者跟部分環保人士,對於環保問題的主要分歧,主要在於前者著重效益最大化(utility maximization)而後者傾向成本最小化(cost minimization)。更深入一點,效益最大化必定在一定局限之內、成本最小化卻往往使人忽略局限的存在;因此,部分環保人士的建議,基本上不是以最低(社會)成本從事某項活動,而是完全取締某項活動。

2008年3月11日 星期二

醫療保險研究

練乙錚先生在信報專欄,引述美國智庫蘭德公司( RAND Corporation)一項關於醫療保險的研究,解答「完全免費的醫護系統,比起一些常見的用者負擔部分成本的系統,更能保障市民的健康嗎?」

該項研究為不同人士提供四種不同的醫保方案:
(一)費用全免;
(二)住院費用全免,門診則自付九成半,全年個人負擔上限為一百五十元,超過此額則免費;
(三)所有住院及門診費用由個人負擔四分之一至一半不等,上限為每人每年一千元;
(四)所有住院及門診費用由個人負擔九成半,上限亦為每人每年一千元

結果顯示,參與研究人士的健康基本上與不同醫保方案無顯著關係。因此,「從政府財政的社會效益角度看,一個按收入高低收取醫保費用、少數低收入人士免費的醫保制度,比起所有人全部免費的制度,並無健康保障方面的劣勢,卻可節省公帑和有限的醫護資源。 」

政府高叫缺財、無力支持公營醫療開支之時,是否更應檢討現行公營醫療不論貧富的補貼分式﹖

2008年3月3日 星期一

練乙錚說酒店專用地

練乙錚先生在《信報》以《莫非又是利益輸送的季節?》 評論財政預算。其中,有關酒店專用地的部分:

"......至於說酒店多一些,可令酒店房租下降,吸引多一些遊客,帶旺其他行業,但為什麼不直接優惠其他行業呢?舉例說,政府可按旅客訂房日數發給消費禮券,除更能刺激旅客消費意欲,令各行業直接受益之外,更是一個推銷香港的好噱頭。

  其實,政府津貼酒店地價,能否有效降低酒店房租價,也是一個問題。在市場本身自然平衡中,有某一定數量的酒店,無論這些酒店造價是發展商百分百自籌還是政府津貼,都不影響建成之後的酒店房租,因為租金與固定成本(包括建造成本)沒有關係,這是一年級經濟學的ABC。只有當政府津貼金額令酒店數量超越市場自然平衡,酒店房租才會有相對下降的可能。但政府為什麼要這樣大額津貼興建酒店,以至其數量超出自然平衡,則除了含混其辭,以「帶旺其他行業」這類高水份話語支吾以對之外,並無堅實解釋論證。旅發局及行政會議中與旅遊業有關的成員,有責任澄清而非重複此疑點。
"

2008年2月26日 星期二

「界外效益」等如政府干預﹖

財政預算發表在即,特首曾蔭權在施政報告提及的酒店專用地,落實的消息甚囂塵上。所謂酒店專用地,即是在政府勾地表上提供只可用作興建酒店的土地;現時興建酒店需要使用商業用地,但由於興建商業大廈及商場的價值較高,故發展商少有興建酒店,反而富麗華、尖沙咀凱悅、麗嘉等酒店紛紛拆卸重建為商廈商場。正因如此,政府便計劃提供酒店專用地「鋤強扶弱」。

其實商廈商場價值較高,反映的是其需求相對酒店為高,於是價格引導有限的土地源用於需求較高的商廈商場;如此情況,跟蘋果批、蘋果汁和鮮果沙律的價格分配蘋果作不同用途無異。因此,土地用於興建商廈商場價而非酒店,本來就是市場調節的結果,根本毋須政府干預。相反,政府直接干預資源分配,利用酒店專用地補貼新建酒店的房租,反而影響現存酒店的收入、增加現存酒店改建商廈商場的吸引力,恐怕只會人為加速酒店業的「破舊立新」。

當然,政府跟利益團體會能為干預提出更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提供酒店專用土地有助降低酒店房間成本、鼓勵旅客到港,從而「振興百業」。簡單來說,就是低廉酒店房租可為社會帶來「界外效益」(positive externality),所以政府能夠明目張膽補貼酒店業。「界外效益」的問題,其實市場不是無法處理,就像零售業作為旅遊業的最大得益者,組成基金補貼房租或自行提供便宜的酒店房間並無不可,只是誰得益、得益多少的訊息費用高昂,此舉固然只屬天方夜譚,政府「更正」市場失效的建議因此而來。支持政府干預者忽略的卻是,政府同樣面對訊息費用,低廉酒店房租對社會帶來「界外效益」難以量化,政府以市民稅款補貼酒店業是否物有所值根本無從得知。

何況,若說低廉酒店房租增加到港旅客,隨客而來的消費會為相關行業帶來「界外效益」;難道容許市場自行決定土地用途,增加商廈以降低辦公室租金,不是也能吸引外資來港,從而帶來增加就業、周邊行業業務機會的「界外效益」﹖不知政府又如何肯定低廉酒店房租帶來的「界外效益」較低廉辦公室租金為大﹖

事實上,交易成本的存在,使世上各行各業、一人一事或多或少也對社會帶來一點「界外效應」。只是當含糊的「界外效益」逐漸成為政府干預、推行行業傾斜政策的擋箭牌,庇護著不少如急須注資救亡的迪士尼、剛被審計署狠批的旅遊發展局等機構時,實在應該反思政府處理所謂「界外效益」的成本效益。交易成本可使市場出現失效,但是政府處理問題也不是毫無成本(旅發局員工固然支薪,由此而來的審計署監察也不是免費午餐)。正因如此,在大部分情況下,市場失效了,但我們還是選擇市場安排。


刊於2月26日蘋果日報論壇版

2008年2月21日 星期四

減稅猛於虎﹖

看電視新聞,才知道啤酒入口商要求政府在預算案中不要減稅,差點錯過如此有趣的個案。評論說啤酒入口商不要減稅是因為不希望減價,正確卻稍欠解釋。

以經濟解釋,即使入口量增加未必引致入口價上升,但處理更多入口啤酒需要行政成本,所以供應曲線還是向上。政府減稅,入口商原本價量齊升(雖然市價下降,但減稅前的售價包括政府稅收),利潤沒有不升之理。

可是,民粹主義者要求減稅必須全數回饋市民(當然,入口商也可能作過愚蠢的承諾),惟入口商的供應曲線不為市場所見,所謂全數回饋於是只能以減價前的價格為根據,變相成為一個水平的價格限制,入口商毫無得益;若加上可能隨減稅而來的政治壓力,甚至是民粹主義者質疑入口商在減稅後不增加入口量的可能,就不難理解入口商何以視減稅猛於虎。

其實減稅本是雙贏之局,消費者的得益在於加大消費者剩餘(consumer surplus),而非減稅是否完全反映在價格上。可是,原本雙贏之局經過民粹主義者的想當然,卻變成了一拍兩散之局。


2008年2月20日 星期三

社企與不公平競爭

張仁良教授在信報以「鼓勵私人企業參與社企發展」為題 撰文,當中提到:

「有人會認為,有些社企是政府資助的企業,在競爭中通常會處於更有利的地位。筆者並不贊同這種觀點。如上所述,社企要實現兩個目標,而一般企業則僅以盈利為目的,因此,一般企業更傾向於投資具有高回報的項目(例如年利潤率超百分之十五的項目),社企為了實現社會目標,可能僅投資於盈虧持平的項目,而投資這些項目主要是為了達到社會目標,例如創造就業機會等。因此,社企的存在並不必然損害市場的公平競爭。」

即使「一般企業」與社企投資於回報不同的項目,並不代表她們便互不競爭;假設社企為增加最多就業機會,設立一間全人手、不用器材輔助的清潔公司,盈虧僅能持平,這不等於這間公司不會與「機械化」、回報高的「一般清潔公司」競爭。

社企與「一般企業」競爭是必然的,而為社企提供不按市場規則、業務風險釐定利息的資金,社企在政府資助下對「一般企業」帶來不公平競爭也是肯定的。

其實企業無恆利(profit is windfall),所謂盈利不過是資本家資金和企業家能力的回報,社企正由兩者放棄部分或全部收入回饋社會而成。政府資助在市場無法籌措資金的社企,無非是把公帑「回饋」社會,如此社企也不過是福利項目。

2008年1月26日 星期六

政府的訊息費用

美聯儲局因為眼見環球股市大瀉,而出乎市場意料減息四分三厘。現在卻發現大瀉原因是克維爾醜聞,法興大舉造淡對沖風險所致。政府中央的訊息,不見得較市場參與者為多。

更麻煩的是,市場今晚知道消息,明天便可調整,聯儲局總不見得會回頭調升多減的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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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月23日 星期三

至理名言

法國總統薩爾科齊(Nicolas Sarkozy)上場以後,致力為法國經濟鬆綁,最新動作是要打破「特權階級」的利益,其中包括把髮型師、獸醫和律師的保護性限額取消,增加職業流動性,零售商亦可自由買賣,和供應商議價等 。其中有分草擬改革方案的經濟學者阿塔利(Jacques Attali)表示,「法國社會充斥被縱容的人和特權分子,窒礙了法國經濟發展」。

不少管制均是披上為民著想、維護專業的外衣,最後卻變成窒息經濟彈性、保護特權分子的工具。為髮型師設限,是維護專業﹖是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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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月18日 星期五

價格管制可以壓抑通脹﹖

中國以其低成本優勢,成為供應世界各地貨品的工廠,貿易盈餘持續強勁。面對透過貿易賺取的外匯,中央政府不願人民幣完全按照市場供求升值,只好增加人民幣供應、買入美元來減輕人民幣的升幅壓力。

雖然中央政府以鼓勵國內企業「走出去」投資,更「身先士卒」以二千億美元儲備成立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又多次調升內地銀行的存款準備金,嘗試在維持匯率穩定之餘,同時避免增加國內貨幣供應。不過,從人民幣發行量近年持續上升,直至去年首八個月增加百分之十四來看,這些措施作用顯然有限。即使中國經濟增長強勁,亦不足以完全消化大量新增貨幣,過多貨幣追逐過少的商品,百分之七的通脹由此而來。

面對通脹,國務院在上周的常務會議中開出的「良方」,卻是加強價格干預、禁止多種必需品加價。其實管制價格以求壓低通脹的想法,並無新意,早在七十年代,美國尼克遜(Richard Nixon)總統在通脹壓力下,便曾實施大規模的工資和物價管制,最後當然以失敗告終。

迷信價格管制可以改善通脹下的社會問題,在於混淆價格與代價的概念;要取得貨品,價格可以、但不一定是全部代價。價格管制可以人為地壓低貨品名義上的售價,但受管制的售價不能平衡供求,迫使市場運用其他方式分配貨品,「走後門」、排隊隨處可見。市民付出的售價下降,卻需要付出排隊等非價格競爭的成本,兩者相加的總代價不一定因價格管制而減少。最重要的問題是,市民在非價格競爭中付出的成本—例如排隊的時間,不如價格競爭般,能從消費者轉移至供應者手中,反而可能成為無主孤魂、隨風消散。就如內地對成品油實施價格管制,曾有香港人親身經歷,在內地旅遊時,旅遊巴士途經六、七個油站而不得其油,司機苦況可想而知。價格管制限制了汽油售價,卻大大增加司機在油站大排長龍、四出尋油的時間代價。油價管制,油商固然叫苦,用家卻不得其利。

通脹是貨幣現象,價格上升只是貨幣供應過多的表徵,價格管制隱藏表徵無助解決問題,反而使市場失去價格訊息、並藉此平衡供求,更會在非價格競爭上虛耗社會資源。價格管制,既不利商、亦不利民,帶來的只是短缺和租值消散。


刊於1月19日蘋果日報論壇

2008年1月17日 星期四

糧票的凶兆

廣東人大代表朱列玉建議,「在物價顯著上漲時期恢復適用糧票、油票、肉票供給制度,可保障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必需品供應」。果真如此,今日應該是美國推行計劃經濟,而不是中國實行市場經濟了。

張五常教授說《新勞動法》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凶兆,看來其他凶兆亦不少。

格林斯潘看市場

"市場本身並非目的,建立市場之目的是為了協助人們有效分配資源。" — 格林斯潘(A. Greenspan), 我們的新世界(The age of turbulence: Adventures in a New World)

2008年1月9日 星期三

《公平競爭法》將會是怎樣的﹖

"當價格上升時,法官說是壟斷;價格下跌時,他們說是掠奪性定價;價格不變的話,則是合謀" — 朗奴‧高斯 (Ronald H. Coase) 談論反壟斷法(anti-trust)

Source: William Landes, “The Fire of Truth: A Remembrance of Law and Econ at Chicago”, JLE

這裡看到的。

2008年1月7日 星期一

慷市民之慨的「營養標籤法」

政府最快可於明年立法強制食品加上營養標籤,列明食品的熱量與七種營養資料,每年銷量少於三萬的食品則可獲豁免。化驗和更新包裝所費不菲,部分食品供應商已經表示旗下食品會因而加價。加價以外,更有銷量只是略高於豁免數額的食品,因為加上營養標籤不符經濟效益而可能撤出香港市場,食物安全專員陳漢儀相信撤出市場的食品種類最高可達一成,營養標籤可謂使市民「有得睇冇得食」。

對於強制附加營養標籤引致食品加價、加重市民負擔,消費者委員會總幹事劉燕卿早前指「市民為健康而增加食品開支無可厚非」。若然市民為健康而選擇價格較高、列有詳細營養資料的食品,固然是無可厚非;現在卻是政府強制食品加上營養標籤,市民為此增加食品開支,顯然不是無可厚非,而是政府大慷市民之慨。

資訊有價,市民固然認為得到愈多資訊愈好,只是世上並無免費午餐,提供更多營養資料的食品的價格亦會較高。要是大部分市民願意為更多營養資料付出較高價格,則食品供應商毋須政府插手,也必然爭先恐後加上營養標籤;近年有機食品、高檔超市大行其道,可見自由市場中的供應商自會「想市民所想」。相反,現時大部分食品未有推行政府要求的營養標籤,難道不正是市民反對為營養資料付出更高價格的最好證明﹖

反對政府立法強制推行營養標籤,不是反對營養標籤,也不是要求政府強制食品不加標籤,而是認為市場按照本身產品的特性、需求而決定是否加上標籤和加上甚麼標籤,能為市民提供更多選擇。立法強制推行營養標籤,其實是奪去了市民選擇不要營養標籤、但價格較低食品的機會,更不要說這些因而撤出香港市場的食品。對於選擇食品不以健康為先或不甚了解營養標籤準則的市民,更是不知因營養標籤而付出更高之價所為何物。

為民著想的口號漂亮動聽,惟各種以此為由而推行政策,實際上卻是要求市民放棄自身的生活選擇、按照官員制定的一套準則生活。官員認為市民應該需要知道特定的營養標籤,於是市民放棄選擇沒有標籤、價格較低的食品也無可厚非;官員認為市民應該需要以基金形式為退休生活作投資,於是放棄選擇使用該部分收入用作進修、創業、置業或其他形式的投資亦是無可厚非。自由市場的現況或許未能盡如己意,卻是無數個體衡量自身利益所作選擇的結果,官員坐在辦公室決定的劃一選擇真的能夠輕易取而代之、從而改善市民的生活﹖


刊於1月7日蘋果日報論壇